按照2005年的美元计算，1960年全球人均GDP是3030美元，2012年是7750美元，增长了1．6倍。一些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同期人均GDP增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不过增长也没有超过26倍。这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内真实产出增长的数量级。追溯更久远的历史，真实产出的增长一直都比较缓慢。

　　20世纪之前，物价也基本上是稳定的，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很少发生。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金属本位货币被放弃之后，通货膨胀几乎成了各国常态，不少经济体甚至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超级通胀往往和战争或战争赔偿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和中国大陆国共内战时期的超级通胀。20世纪下半叶全球进入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仍有不少经济体经历了超乎想象的天文数字般的超级通胀，拖累了发展进程。

　　巴西目前的人口接近2亿，这个规模颇大的经济体，1960—2012年按照GDP缩减指数衡量的累积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72万亿倍。这是一个很不好理解的数字，直观上很难理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离奇的通胀率。按照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2014》的数据计算，同期同口径衡量的累积通胀率，最高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达到1．73亿亿倍。这更是一个难以直观理解的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有6600万人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属于全球最低的行列。

　　同期还有一些经济体累积通胀率也比较惊人。比如，阿根廷3．7万亿倍，秘鲁12．3亿倍，乌拉圭2200万倍，玻利维亚610万倍，智利337万倍，委内瑞拉1．33万倍，墨西哥1．18万倍，哥伦比亚2850倍。这些都是拉美地区的人口大国。

　　除这些拉美经济体之外，安哥拉在1985—2012年，白俄罗斯在1990—2012年，累积通胀率也分别高达130亿倍和6270万倍。

　　与上述超级通胀形成戏剧性对比的是，1960—2012年还有一些经济体累积通胀率很低。比如，美国5．1倍，法国9倍，日本3．1倍，韩国175倍，新加坡2．6倍，中国大陆5．3倍。以中国大陆为例，1960年一篮子代表性产品的价格如果是1元的话，那么，2012年是6．3元。即使考虑到过去半个世纪这些经济体所经历的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通货紧缩，如中国大陆有12年、日本有18年的通货紧缩，其他年份累积通胀的数量级也没有改变。

　　如果说天壤之别的累积通货膨胀率不容易理解，那么换算为年均通货膨胀率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1960—2012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年均通胀率仅为2．8％和3．6％。而同期刚果民主共和国、巴西和阿根廷年均通胀率依次为105．3％、91．5％和74．5％。以巴西为例，每年的价格水平比上年增长91．5％，几乎相当于每年在上年基础上翻一倍，一直持续半个多世纪，翻出了470万亿倍的天文数字。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如果考察连续20多年的时间而不是半个世纪的话，那么年均通胀率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还不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巴西，而是安哥拉和白俄罗斯，两者分别在1985—2012年和1990—2012年出现了高达137％和126％的年均通胀率。

　　当然，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并非每年相同。还是以巴西为例，其过去半个世纪通货膨胀的历程，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前的高通货膨胀，许多年份的通胀率在30％—90％，累积通胀率为1070倍。第二个阶段是1981—1994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年度通货膨胀率在100％—2300％，累积通胀率达到597亿倍。第三个阶段是1995年至今，通货膨胀率得到明显控制，除1995年为94％和1996年为17％外，之后大部分时间的年度通胀率都保持在一位数，累积通胀率不足7倍。

　　将通货膨胀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低通胀经济体的产出未必一定会高速增长，但高通胀尤其是超级通胀经济体的产出增长一定不会很快。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个结论表现得更加明显。1960—2012年，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人均GDP累积增长分别达到了422％、1365％和258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拉美的人口大国巴西、阿根廷（1960—2006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仅分别累积增长231％、66％、158％、193％和8％；累积通胀率最高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人均GDP水平不仅没有增长，反而降低了63％。

　　增长状况决定着能否跨越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根据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对各国发展阶段进行分类。就拉美地区而言，只有人口规模较小的智利和乌拉圭于2012年跨入高收入行列。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从1987年至今，一直停留在上中等收入行列中；而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先后于1990年和2008年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之后，至今也同样未跨入高收入行列。这5个经济体的人口占拉美地区的80％。如果说它们的教训对于理解拉美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启示的话，可以说，避免超级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前提。

　　通货膨胀不仅仅和中等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和低收入陷阱也联系在一起。1960—2012年间数据齐备的经济体中，累积通胀超过100倍的有32个，除了冰岛一直属于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外，只有希腊、韩国、乌拉圭和智利等人口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先后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其他27个均处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行列。如果把数据不齐备的经济体也考虑进来，还有另外29个经济体在20年以上时间内累积通胀率也达到100倍以上，其中只有俄罗斯、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最近几年跨入高收入行列，其余的26个均处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行列中。

　　通货膨胀和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低收入陷阱联系在一起。那么，又该如何理解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虽然是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管理所涉及的众多因素的集中体现，但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仍然是理解通货膨胀绕不开的切入点。弗里德曼在其经典的经济学大众读物——《自由选择》中，为了说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曾经提供了若干经济体两条曲线的关系图，其中一条是价格水平，另一条是每单位产出所对应货币存量。那些图形中，各经济体的这两条曲线就像缠绕在一起的两条“铁丝”一样。笔者沿用同样的方法，用截至目前的最新数据重复了弗里德曼的工作，发现两条曲线仍然是缠绕在一起的“铁丝”。而且，越是高通胀的经济体，两者之间缠绕得就越紧密。这表明，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观点，仍然是成立的。

　　许多人说，弗里德曼的上述观点，是套套逻辑，是同义反复。的确，“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只不过是货币数量论定义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但是，请不要忘记，弗里德曼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套套逻辑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超级通胀和政权频繁更迭、社会极不稳定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一类非经济因素之外，从经济政策角度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弗里德曼指出的造成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或者说最常见的原因——财政赤字货币化。而赤字终归和对外与对内的债务有关系。

　　先说对外债务。多种原因可以导致对外债务的积累与扩张。进口替代战略是重要的原因。此外，不加管理的资本流动、宽松的全球流动性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对良好的增长前景三者叠加起来，往往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外债迅速积累。如果遇有发达国家利率提高、对发展中国家增长前景预期逆转等情况，外债问题会突然爆发，进而会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负债。

　　导致内债不断积累的因素更加多样化。政府大手大脚的消费行为，投资效率低的情况下大量进行政府投资，为了选票而迎合选民诉求导致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节奏脱离国情承受能力，为“赖债”而有意识地实施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对通胀预期的刺激效应，针对已发生的通胀实施的包括物价和工资指数化在内的不当政策，等等，都会导致内债积累。一旦政府债务失控、飙升，通货膨胀就如失控的列车飞奔起来。

　　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而言，上述这些导致内外债务积累的因素可以说都存在。正是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宏观经济紊乱，集中表现为超级通货膨胀。这是理解这些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线索。而那些尚未摆脱低收入陷阱的经济体，要实现起飞，也必须避免所有上述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