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结束后的第一个年末，通过与《财经》主笔马国川的对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出新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显得颇具深意。

　　书名看上去似乎四平八稳，但无论从逻辑还是情绪上看，此书都是吴敬琏此前两本著作——《何处寻求大智慧》及《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的延续。对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吴敬琏一直有着自己清晰而连贯的思路，即进一步开放市场并加速民主法治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及政治体制，实现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

　　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吴敬琏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判断，至少隐藏着这样一句潜台词：我们正面临一道改革的大关，我们需要闯过这个大关，但多年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使我们在这个迫切需要闯过的大关前迟迟迈步不前，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体系也因此积累了众多结构性的矛盾与危机，如果我们再不当机立断、拿出勇气面对现实，错失改革良机，这些矛盾和危机，将使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可能发生如顾准所说的“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因此，“重启改革议程”成为全书最核心也最迫切的议题。通读全书，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一位老者极少表露出来的近乎焦虑的急切感。所谓“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绝非一个投机者的危言耸听，而是一位真正智慧的老者引用另一位智者的表述，对我们这个多少显得有些虚弱的盛世发出的警世危言。

　　本书另一位著者马国川向笔者透露，吴敬琏原本考虑将本书直接命名为“重启改革议程”，出版社出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现在这个书名，吴敬琏对此颇为不满。据悉，本书若能再版，书名很可能重新改回“重启改革议程”。这个细节也从另一个侧面透视出吴敬琏本人对我们能否尽快推动新的改革议程这一议题的关切。

　　为何这个议题在一位老人那里变得如此急切？因为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混乱、迷茫的思绪，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及族群命运的当口，一位老者试图用自己的理智与良知，唤醒民众与管理部门，廓清对当前中国问题的诸多混乱认识。

　　十字路口前的中国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吴敬琏曾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那段著名的开篇来描绘当时“两头冒尖”的经济和社会图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两头冒尖”的状况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一方面看，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三级跳：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低中等收入国家，再进一步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事务中有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分量。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现实却不是那么美丽曼妙。实际上，中国的改革还只是走在半途。它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政府和国有经济虽然已经不再囊括一切，但是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主宰着非国有经济的命运。先行体制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要求还很远，即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也呈现出一种缺乏规则和权力多方干预的“原始”状态。

　　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矛盾也逐渐积累。特别是最近几年，多方面的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下，不但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使经济活动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受到极大威胁，GDP的增长日益依赖货币超发与信用膨胀，并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等旧疾则久延难愈，而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在经济活动领域，在社会层面，腐败活动愈益猖獗，侵入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导致贫富差别悬殊，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社会面临破裂溃散的危险。”吴敬琏在本书《前言》中发出令人惊心的警号，处在十字路口前的中国，其当下的道路选择将决定其未来的命运。

　　对“中国模式论”的批驳

　　面对两极共生、局面复杂、形势多变的中国，种种貌似高深，其实逻辑混乱、误国误民的理论也伺机而出，意图蛊惑人心，左右未来中国的道路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种先被叫做“北京共识”，后来以“中国模式论”闻名的观点。

　　这种观点对中国现状的解读是：中国之所以能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一个以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的强力管控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力地贯彻国家意志，因而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中继续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应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楷模。至于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乱象，这种观点则认为，恰恰是因为政府的掌控还不够全面有力，“举国体制”的执行还不够坚决彻底，市场自发力量因此还能够干扰国家意志的贯彻，由此得出结论：应当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这种强政府、大国企、以海量投资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

　　对此，吴敬琏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判断。在书中，通过建国以来前30年和后30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模式论”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读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无法令人信服的，所谓“强势政府和国有经济的强力管控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完全是无稽之谈。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今天面临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法治基础的缺失或者说制度缺陷所造成的。

　　非市场化因素(集中表现在国家部门，包括国有经济和国家党政机关，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和制度缺陷带来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中国迫切需要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迟迟不能实现，因此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第二，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制造了普遍的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不可扼制地蔓延，深入到权力体系的机体之中。

　　严峻的现实表明，只有尽快重启改革议程，实质性推进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才是中国唯一可能的出路。

　　政府必须尽快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中国经济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法治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当前政府职能转型的当务之急。如果民主法治的发展模式被废弃，而任由威权发展模式无节制地扩张，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中国社会很有可能最终演变为政府控制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沿着这条消极的轨道，从寻租活动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竭力把社会拉向极右的方向，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可能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极右发展，也可能引发打着激进革命旗号的极左力量的兴起。吴敬琏在书中极度忧虑地写道：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或将利用社会上普遍弥漫的愤怒与不满，以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因此遭到中断。

　　作为一位有足够的能量、声望和智慧参与国家顶层设计的学者，吴敬琏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适时推出一部充满理智与良知的新著，可谓是正努力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乃至更悲观未来的今日中国的幸事，对现实迷惘而又渴望找到答案、厘清未来的读者，实可深味、揣读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