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并发布了会议公告。笔者认为,公告释放了许多新的思想,特别是提出了要尊重规律的新的发展观。
关于改革的新认识
会议首次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推进下一步改革。会议公告释放了关于改革的几方面的新认识。
第一,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李克强副总理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要靠制度红利来推动打破。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已经不再,转轨初期改革释放的生产力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方讲话推动的更加市场化发展带来的制度优势影响已经结束,加入世贸组织推动的贸易对外开放红利也已经用足,新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呈现高投入产出比以及规模递减效应的状态下,投资拉动增长只能是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只能是没有效率的没有质量的增长。根据全要素生产函数理论,短期增长靠的是资本劳动投入,而突破短期增长瓶颈要靠技术进步和残差包括制度改革带来更有效率的市场,更优化配置的资源,以及更公平的环境。新制度新体制要靠改革来推动建设和完善,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改革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的判断在逻辑上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的。
第二,对改革的艰巨性达成共识。会议公告指出改革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需要决策者有大的魄力,下大决心去推进。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其“深”在体制性的权力寻租难以撼动,“坚”在既得利益群体的博弈。实际上任何一项改革,都涉及权力寻租的空间改变,都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如果不能下决心重新“切”蛋糕,改革可能寸步难行。而十八大报告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信息显示,决策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改革中最大的障碍是利益的重新划分。
第三,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会议公告关于“进行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协调性的改革”释放的信息非常重要,相关方面已达成共识。中国需要改革的是体制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个别方面的问题。会议同时提出两大关键点:一是体制改革需要“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整体改革不可能全面出击,也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到突破口至关重要。二是系统性改革需要协调和合作。人动手术先要进行全面体检,只要一个部分不能配合手术,手术就可能不成功。关乎整个系统的改革,一定要求各方面的配合,才能使整体的体制改革有真正的执行力。实际上,协调机制本身就是一项需要改革和改进的体制性问题,否则任何改革措施都可能被不合作部门的不作为而前功尽弃。
第四,提出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过去一谈改革就是长期问题,长期问题的理解就是搁置以后再说,特别是一些老大难的问题,结果需要改革的问题就真的变成“长期存在”了。实际上“长期问题”虽然需要一个时间过程,但是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地走这个过程,才能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表明,对待改革已经不容回避不容搁置,要见真彰了。当然,寄望改革2013年一步到位也是不现实且不符合规律的。
遵循规律科学发展
未来经济发展将遵循规律科学发展。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实质是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就是按照规律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中反复强调了发展的规律性。
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坚持发展不动摇,但是会议公告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国内外大环境已经与三十年前或者十年前非常不同,高增长的比较优势已经改变,现阶段经济的适度放缓应该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发展。会议公告并不刻意强调增长速度,不纠结于零点几个百分点的数据增长,要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增长”,要求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结构中实现增长,着眼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显示出对规律的“尊重”。
会议公告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再次提到“尊重规律”。公告指出,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而化解产能过剩,总的原则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在2012年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目标,以及国际经济形势仍不确定的大环境下,对2013年的增长形势又开始了所谓“暖冬”“寒冬”的讨论。特别是值此换届之际,推动“暖冬”的动力似乎更大。十八大报告诠释了新形势下的发展理论——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本质是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的核心是要按照规律谋发展。笔者认为,“暖冬”是不正常的、是违反规律的,特别是“暖冬”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不科学的发展方式所致,不应该违背规律继续人为制造“暖冬”。自然界的规律已经证明,一个寒冷的冬天对病虫害和细菌有天然的杀伤作用,是来年风调雨顺的重要保证。很多报道显示,与以往政府换届一样,各地政府规划了几十万亿的投资已经箭在弦上,只待新一届领导人发令枪响,投资推动的“高增长”将势不可挡。实际上,平稳的经济增速就已经能够实现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
分析显示,7%~8%的经济增长率是符合现阶段经济增长规律的潜在增长水平。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引导性的经济增速从8%下调至7.5%,这不仅是年度增长水平的变化,也是现阶段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规律性的改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平均9.8%的增长和近十年平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已经改变。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危机期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外需市场萎缩必然对中国出口市场产生影响。过去两年中国贸易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从最高3%下降到负数,秋季广交会上欧洲以及发达经济体的订单减少,显示出2013年上半年出口仍然不乐观。出口市场不振,经济增长减速应该是必然的。需要注意的是,危机后,美国向全球借钱推动过度消费和增长的发展方式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欧洲依靠借债和高赤字提高福利增加消费维持增长的模式也不可能再延续,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外需市场也不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加短期内未必能补偿发达经济体市场进口的减少,因此,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必然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呈下降态势。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变化。低劳动力成本已成过去,由于高增长带来的能源需求高增长使包括石油煤炭土地等在内的要素投入价格大幅上升,环保约束越来越大。现阶段经济的投入产出比应该在2.5∶1的水平,也就是2.5个百分点的投入带来1个百分点的产出。在这样的规模递减效应下,短期推动更高的增长必然是更高的投入产出比。粗放式增长带来增长效率和增长质量下降的态势已经不可持续。
综合国内外增长因素改变的影响,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性突破,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理论,现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应该低于前三十年和近十年的潜在增长水平,中国经济增长适度放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潜在增长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技术进步和其他全要素增长因素的突破需要时间,所以短期内潜在增长率有一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2013年的经济增长也应该稳定在这个增长水平上。对2013年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使全社会从经济规律的角度认识和接受经济增长适度放缓的合理性,而不是简单从数字比较上对中国经济增速做出是否正常的判断。第二,不要人为推动经济过高的增长,各地几十万亿的投资规划必须经过科学的论证,否则盲目投资可能会让中国经济“万劫不复”。
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将尊重现阶段平均增速适度放缓的“规律”,不应设置违反规律的高GDP增长目标。尊重规律也是对过去唯GDP增长的纠正。
政策组合同时有利于推动体制改革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组合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举措,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相关体制的改革。
减税是收入分配改革的一部分。过去十年财政收入增长年均超过22%,超过GDP增长一倍;居民收入增长平均8.6%,低于GDP增长。按照国民经济的合理分配,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长,就一定是政府和企业分多了。未来十年人均收入翻番,减税也是实现该目标的保障之一。结构性减税是作为稳增长的短期政策提出来的,但是中小企业税收过高是一个整体问题。不能把减税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政府行为。把减税设计为逆周期调整的机制,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长效制度性安排。
减税可能助推支付职能的转化和预算硬约束的改变。减税是减少财政收入,加上未来在教育、社保、医保等方面福利支出增加,如果不减少一般财政支出,可能加剧财政收支失衡。财政预算硬约束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否则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可能导致金融和经济风险加大。这些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也符合会议公告关于“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的精神。
货币政策提出要“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这不仅对2013年稳增长有直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将推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比例的调整。社会融资结构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还包括股权和债券融资以及民间融资。在间接融资规模一直较大并存在期限错配风险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总额的扩大部分将更多地来自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这意味着证券市场将有较大的扩张和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加速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社会融资结构中还包括民间融资。社会融资总额扩大,也意味着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意味着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多层次融资市场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再到PE的建设和完善。
推动“有效益”的经济增长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的201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尊重规律、攻坚改革是实现目标的思想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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