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转包政策出台之后，后续的反应并不热烈。社会反响平稳，无甚争论，甚至没有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上文点到的，“允许土地有偿转让”承认了农户自由转让承包地的权利，也承认转让土地有权收取费用。以产权的概念衡量，从使用权到转让权是一个不小的飞跃，为什么农户自主的土地转让权，那么平平稳稳就出世了？

　　比照一下，农民承包土地的收入是劳动所得，谁不出力、不流汗，谁就不得粮食。还都是靠劳动，只不过把劳动方式变了变，从集体制转向农民家庭制，那还批判了多少年、争论了多少年、“秘密”了多少年，久经磨难，才在政策、法律层面登堂入室。土地的有偿转包截然不同：出让户没出力、没流汗，转包所得分明来自他人的劳动成果！再比照一下，同期冒出来的“雇工”现象，因为事关“非劳动所得”，所以反响极大，争论四起，波及顶层。政策方面只好“看一看”、“再看一看”，要等到1987年之后，才得到政策上和法律上的承认。

　　土地转包为什么在1984年就过了关？事后想，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土地权益的外观不同于雇用劳动，离“资本主义”比较远，不容易让我们的上层建筑为此而激动。人们用常理来评判：既然允许土地承包，那承包人忙于其他的时候，为了不至于荒废土地，转包也可以吧。至于转包的有偿收益，起源于“保平价口粮”的现实需要，也没有多少反对的理由。这说明，若以常理评判事务，中国的很多问题本不难找到解决的办法。

　　但是，“平稳的”土地转包政策出台以后，在很长时间里，土地转包发生的频率并不高，覆盖农户和土地的比例很有限。这似乎与推理的逻辑不合：给定我国家庭农业经营的细小规模，一旦有偿转包得到合法承认，“农地成规模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或可很快变成现实。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在经济基础。1984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才开始不久，还没有沿海国际大循环的新战略，更没有进入世贸后充当世界工厂的格局，所以整体而言，农民转工、转商的机会不像后来那样多。劳力转不出去，农地转让的需求自然没有那么旺，这是不难看到的原因。

　　还有更为隐蔽的根由。个人之见，那就是我们供奉了多少年的“农村集体”，其经济性质根本就阻碍土地的转让与再转让。要说明一下，“集体经济”者，早就不是土改后的那个以农民土地私产为基础的经济，也不是当年列宁以为“唯一可以把农民带入社会主义的”、以农民私产为基础、自愿缔约而成的合作经济。土改后的农民私产，权利边界很清楚，至少绝不会因为张家人口增加得快，就可以把李家的土地再划过来的。合作社也一样，农民入社如入股，绝不会因为某个社员家里增人减人的，其入社的财产权益就相应变动。

　　但是到了“集体”，人口与土地的家庭边界就起了模糊。特别是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所有在当地已经出生的以及未来将要出生的人口，事实上都是集体之所有者，都有权分享集体土地。自此，农民和农民家庭之间的土地权利边界，就随着各家人口的变动而变动。这是集体制最重要的经济本质。它再也不是合作制，更不是农民的土地私产制。

　　包产到户之后，集体土地经由承包分户耕作、经营。农民种地的所得，与其付出的辛苦、努力与责任心紧紧挂钩。因此，在同等情况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的产出大幅度增加，多年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总算大面积解决了。农民欢迎分户承包，也要求此项政策长期延续。那时的中央顺应底层要求，提出家庭联产责任制长期不变。此“长期”也是与时俱长的：开始说15年不变，后来加长到30年不变，再后来领导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阐释说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最后是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声明“长久不变”。

　　可是，农民各家的人口总是不断在变。人口有自己的规律，反正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发生几率，摊到每家总是各个不同。问题来了：农民家庭人口的数目变了，承包的土地要不要相应增减？倘若人口变、承包地不变，“承包制的长期不变”倒是有了，但“集体经济”的准则却没了；倘若人口变、承包地亦变，那“集体”准则还在，但所谓承包制长期不变就泡了汤。这样看，真正可以做到长期不变的，要么是集体制，要么是家庭承包制。所谓“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长期不变”，根本就办不到。

　　底层早就知道这个麻烦。1981年我参加农村发展组在安徽滁县地区的调查，就发现最早包地到户的社队，为了尽可能延长土地承包、又应付各家人口的变动，在开始承包的时候，就预留出一块“机动田”。过一段时间各家人口变动了，人减减地，人增增地，要是增减相抵的结果是总人口净增加，那就拿机动田来调剂。我们把这点经验写入调查，报告到杜老那里，也写入了当时的政策文件。

　　可是一旦土地承包真正长期化，预留的那点机动田总有不够的那一天。总人口还是净增长，又没了预留土地，怎么办？基层还有办法——有的地方发明了“动账不动地”。那时的农民种地，有缴纳国家征购粮的义务，也就是每块承包土地都有一笔应缴税负的“账”。一旦各家人口变化，社队就通过“调账”即改变各家土地的负担，来适应各家人口的变化。比如，调减人口增加户的应缴负担，增加人口减少户的帐面负担，以实现集体制下的户户平等承包。

　　机动田也好，“动账不动地”也好，讲讲不复杂，但做起来还是怪麻烦的。不胜其烦的，干脆过几年就重新按人口变动调整一次土地。在此种情况下，“承包制长期不变”云云，不过是挂在墙上的口号。年年重复一下，也就是安慰安慰农民怕好政策变坏的情绪。客观地看，集体制与承包制还做不到真正的长期共存。

　　这就奠定了土地转让权难以发展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承包制下的家庭耕作、经营诸权利——总也划不出一道清楚的边界。或者说，它附带着永远了不干净的债务。不是吗？只要你邻居家的人口比你家增加得快，你当下承包的农地中总有一块是欠着人家的债务，总会过一段时间、以某种方式来偿还。

　　这样债务未了的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难道可以实现顺畅的转让吗？读者不妨设想一下自己购买一处带有未了债务的物业的情形吧。很明白，既然有未了债务，那么债权人一定登场，一定会告知相关实情，也一定严重关切物业转手时的债权保障。这当然也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购买意愿和决策。相比之下，集体农地的未了债务要麻烦得多，它的债权人甚至永远不会穷尽，其中绝大部分即使今天还没有出生，也有权在未来向你索债！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对细碎化小块土地经营下的土地低转让率感到吃惊。人们可以说非农机会少是因，土地流转不旺是果；也可以说土地流转的摩擦太严重，以至于本来可能发生的流转根本无从发生，从而拖住了农民加入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