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自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开放改革是人类历史最具震撼性的一章。科斯认为没有其他事项能比我们见到的中国改革与发展对人类的将来有更深远的影响。从经济学术那方面衡量，传统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被中国的经验全部推翻了。机缘真的巧合：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受过西方经济教育而有机会全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人，可说不负此生。为了回应孙冶方先生一九七八年十月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发表《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是自己第一篇中语文章，算是我跟进中国的序幕演辞。

　　早些时，一九七九年的夏天，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来信，说戴卓尔(内地称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问题：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说明答案是要学术性的。该编辑是朋友，要求我以该题写一短文。为此该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广州一行，跟着关注中国，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独立的小册。经济事务学社要立刻发表。

　　虽有保留死不悔改

　　两个原因我对发表有保留。其一是我认为北京不会喜欢那个题目。伦敦那边坚持该题甚佳，不要改。其实我也认为该题甚佳，但北京信奉的“资本”概念源自马克思，而我学得的却源自费雪。几番商榷，最后大家同意把“资本”一词加上引号。毫无作用，频频碰壁，今天我索性把引号取缔。《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一九八二在伦敦出版(下文简称《中国》)。去年(二○一二)科斯与王宁写了一本厚很多的《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说是我一九八二出版的《中国》续集，在北京出版的译名却是《变革中国》，多么可惜！

　　远为头痛是第二个原因。一九八一年写好《中国》后，我把文稿寄给多位行内朋友阅读，竟然没有一个同意我对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的肯定推断。后来才获诺奖的科斯奇怪地没有回应，但他的沉默是我当时得到的一小点鼓励。一九七六获诺奖的弗里德曼客气，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后来获诺奖的诺斯说我发神经。后来也获诺奖的贝克尔强烈反对。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兹来信谴责，直言经济学不可以推断经济制度转变这种与经济学无干的话题！我终于决定发表是因为华大的同事巴泽尔。巴兄说他不同意中国会转走私产与市场经济的路，但同时又说我推断中国改制的理论半点瑕疵也没有，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奇怪巴兄到今天还没有获诺奖！

　　今天回顾，我给自己打满分的，是在“千夫指”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软化自己的推断。在文中我解释得清楚：没有肯定的推断不会有可以验证的假说，而有关的局限开始转变，回头走需要的局限再变逻辑上不容许。还有什么选择呢？文中我提到：

　　“中国可能永远不会在官方文字中形容自己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甚至不会起用‘私有财产’一词。我的推断只是中国会采用一种产权的结构，在运作的性质上跟一个基于私产的经济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