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必要对地方债务形成动态性的公开发布制度，针对各地债务的额度、负债率、偿债率、债务资金投向等，由审计部门和统计部门联合核查并发布。

　　仅有方向性的思路调整远远不够，针对地方债务具体的监管，我们还应尽快引入数目字管理的公开考核机制。

　　6月12日，《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国家审计署日前发布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方政府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人民币，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

　　这次是继2011年国家审计署发布全国地方债务数据之后，时隔2年，对36个地方政府债务的一次抽查。尽管，2年12.94%(年均不到6.5%)的债务余额增幅，与此前3年(2008-2010年)动辄30%以上的债务余额增幅相比，已明显减缓许多，但是，如果结合我国本已呈天量规模的地方债务(2010年底为10.7万亿元)，则近2年虽为中小幅度的债务余额增长，却仍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本次国家审计署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其中有9个地方政府债务率已超过100%，有20个地方政府偿债率超过20%(包括地方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如此，在本次抽查的地方政府中，突破100%债务率警戒线的占25%，突破20%偿债率警戒线的占56%。而如果再加上一般不列入审计署审计口径的街道办(乡镇)、社区(村)2级基层的地方债务，则上述被抽查的36个地方政府，其大多数债务率和偿债率可能均已突破警戒线。

　　天量规模的地方债务，本已极其危险，天量规模地方债务的易升难减，则更令人忧心。客观而论，两年多以来，央行、银监会和证监会均对地方债务出台了强化监管的政策，剑指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信贷、信托和城投债等多个融资通道。但是，效果却与上述部门出台监管政策的初衷相违背，当下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仍然明显，举债规模仍在持续扩大。

　　对地方债务久控难降的格局，除应引入新的政绩考量指标取代传统的GDP之外，还应严格落实对《预算法》执行的追究机制。

　　可是，对经济纠偏的多年历史表明，仅有方向性的思路调整远远不够，针对地方债务具体的监管，我们还应尽快引入数目字管理的公开考核机制。

　　首先，针对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我们应尽快以公开透明的市政债融资方式，全面取代当下的银行贷款、政信合作、甚至民间集资等透明度低、随意性强的融资方式，并结合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负债率和偿债率的地方政府，给予不同的市政债发债额度。

　　其次，对当下的地方政府债务，应出台明确的合理负债率和偿债率指标，给予地方政府具体的达标期限，以此强行倒逼地方政府渐进减少债务额度。当然，在具体的操作细则中，应结合当下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债务状况的地方政府，出台大体接近但又略有差别的地方债务考核指标。

　　再次，如果审计署时隔2年之后不对地方债务进行抽查，则当下地方债务的紧迫现状，可能仍不为广大民众所知、甚至亦不为决策层所晓。故而，当下有必要对地方债务形成动态性的公开发布制度，针对各地债务的额度、负债率、偿债率、债务资金投向等，由审计部门和统计部门联合核查并发布，其发布周期起初可为一个季度，逐渐可减少为一个月、甚至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