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0年出国的，当时兜里只有3美元。”李三琦回忆说。他属于“文革”后获准出国留学的第一批人。与那个精英群体的多数人一样，他获得得克萨斯大学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位，并开办几家公司。受协助建立一家世界级跨国公司的机会的吸引，他回到中国，如今已是电信巨头华为的高管。

　　李堪称“海龟”的楷模。长期以来，这一群体因能将先进技术带回国而备受欢迎。以往，他们完全可以在国内找到一份优厚的工作，但情况不再如此。“海龟”不再人见人夸，一些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海归”的重要性为什么下降了？毕业生就业市场总体不景气是一个原因。另外，随着中国国内市场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等行业发生变化，那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人却不了解。风投公司启明创投的加里·瑞斯切说，10年前，投资者只会给从硅谷回来的人投钱，现在则支持国内大学的创业者，因为后者更熟悉本土消费模式和社交媒体。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经理们开始丢掉自卑感。腾讯公司一名高级主管说，他仍然从外企挖“海龟”，但发现“海龟”在管理国内工程师上存在问题。一名欧洲投资银行家说，“海龟”往往固守透明、精英管理社会和道德伦理等西方观念，这令他们在中国高度达尔文主义的经济中处于劣势。在这种经济中，当地人更愿意满足老板或客户的任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