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投资依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从深层次原因入手：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深化国企改革。在降低投资率的同时，必须通过大胆的体制改革来释放消费的潜力：利率市场化推动居民财富的增值保值，减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

　　消费率的提升有赖于诸多体制改革，可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这提示我们应加快体制改革步伐，而不是继续满足于投资驱动的饮鸩止渴。

　　有“繁荣博士”(Dr.Boom)之称的林毅夫近日抛出“新结构经济学”，其观点再度引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林毅夫观点的核心有两点：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此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的想法是危险的；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看不见的手”相反，政府应该发挥“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要通过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来打破增长的瓶颈。

　　按照这样的观点，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并不那么突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政府职能的改革迫切性也不明显。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1。中国投资率过高吗？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四万亿的推动下，中国的投资率升至50%的历史高位。这一水平不仅高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水平，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从国际比较来看，欧美日发达经济体投资率都在30%以下，美国2010年投资率只有15.5%，其历史最高水平(1943年)也不过23.2%。即使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起飞时期相比，这些经济体投资率的历史最高水平也不过是36.4%(1973年)、38%(1991年)、30.9%(1975年)。

　　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全球化红利，掩盖了中国投资过度的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陷入去杠杆化，中国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难以消化，开始出现产能过剩的窘况。在此背景下，再来一遍刺激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

　　2。投资过高是祸水吗？

　　林毅夫认为“投资”被冤枉了，成了一个不好的代名词，那些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改为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投资当然不应为所有的社会问题背黑锅，但也不能否认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导致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例如，1996年至2007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10.9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资本密集型增长，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而投资率升高的背后是生产要素价格(土地、劳动力、环境、资本)的长期低估，以及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腐败与寻租现象。种种现象告诉我们，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下去。而且我们提出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并非不要投资，而是要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低到合理水平。

　　3。消费不能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吗？

　　在美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70%左右。不仅如此，消费也可以成为创新的动力。美国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挑剔的消费者，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创新的公司。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现阶段，中国的消费水平还很低，增长潜力极其广阔，只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提升消费，也是“对冲”欧美经济去杠杆化所导致的中国产能过剩的必由之路。

　　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的确为经济增长消除了瓶颈。但站在今天的时点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不再是瓶颈因素，在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超前供应的问题。如今的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之所以成为风险点，本身就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过剩的问题。

　　因此，降低投资依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从深层次原因入手：消除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政府退出经济领域、深化国企改革。在降低投资率的同时，必须通过大胆的体制改革来释放消费的潜力：利率市场化推动居民财富的增值保值，减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