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日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一是减少政府管制。二是继续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中国政府不会像2008年那样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而是通过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城镇化，更好地发挥市场内生性的作用，促进增长和就业。

　　曾几何时，经济一下滑忙着来“刺激”。不错，作为一种手段，经济刺激计划确实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然而它的致命缺陷在于难以持续。往往一轮投资下来，GDP是有了，发展潜力却没了。甚至由此违背科学发展和市场规律，引发诸多不良反应。不到万不得已，本不该过多“刺激”。这不仅因为“刺激”历来就不是发展经济的上策，而且，既为“刺激”，就难免有违规律，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而今，“稳增长”与“调结构”孰轻孰重的纠结再次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增长威胁，但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率的适度下行似乎缺少容忍度。无论是否愿意承认，中国已经开启了新一轮中速增长的大周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7%左右，“增长下行，成本上行”趋势明显。一方面，三大红利衰减，经济增长放缓正步入一个临界点，并开始步入到一个逐步减速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消失殆尽，资本回报率和增长放缓是必然的。可以说，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转型已经没有退路。

　　其实，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不相悖。从既往稳增长的政策思路看，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需求端(“三驾马车”)做文章，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但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的新组合。中国的制造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的农业还要“看天吃饭”，中国的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占比仍过低，这些不是增长和转型应该共同发力的领域吗？

　　早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伟民就发出警示：经济刺激措施不能常态化，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不管是杨伟民的警示顶用，还是国家主管部门的觉醒，在人们担忧是否又要搞刺激计划之际，楼继伟一句“不会”无疑让人吃了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