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正经历难以解读中国经济趋缓和评估政策选项的时期。一种极端是有些观察家在谈论潜在的崩溃。但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需更受消费驱动，因为随着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稳步下降至35%以下，投资的比重上升至45%以上，中国增长不平衡几乎已成共识。

　　保罗·克鲁格曼注意到诺贝尔奖得主亚瑟·刘易斯的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的不平衡增长：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至现代经济，再加上不断增长的投资，导致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迅速再平衡以避免陷入严重衰退。但他这种说法理解有误。同许多人一样，克鲁格曼将再平衡视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之道。

　　其实，过去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非欧洲经济体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它们大多在东亚，即日、韩、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不太为人熟知的是，这些经济体都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不平衡增长。在更平衡之前，其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降至20%-30%，而中国似乎也在经历这种过程。实际上，只有不平衡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行列，而“落入陷阱”的拉美经济体和止步不前的东南亚国家都有平衡的增长模式。

　　但成功的增长为何如此不平衡？答案在于经济从依赖农业到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的结构性转变。劳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并未遭殃，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和消费数倍于以前，商家也能通过吸收新增劳动力扩展业务并提高利润，国家也受益于生产率提高和两位数的增速。

　　在发展过程中的可比较阶段，对分别实行不平衡和平衡增长的经济而言，前者的消费和工资增长远高于后者。中国实际消费支出一直以每年8%的速度稳步增长，在过去15年高于任何主要发展中或发达经济体。因此，所谓更平衡增长意味着工资或消费增长更快的主张根本就不成立。

　　在经济理论中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可持续增长只能源自提升劳动力或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生产效率。如今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萎缩，投资率也已达上限，因此中国新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推动能提高生产率的改革。韩日台等经济体在其人均收入介于1.2万至1.5万美元时(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开始实施再平衡。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为9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