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新世纪全球初级产品牛市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中国经济减速理所当然成为当前国际市场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2013年前两个季度，我国实际GDP同比增幅连续降低，第一季度为7.7%，第二季度为7.5%，且工业产出、固定资产投资、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几乎全面减速……

　　然而，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没到最关键时刻。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转折，也由于美国等主要西方大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面临退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的全面崛起态势将发生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走向结束，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将大面积爆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通过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对中国外贸、资本流动、货币汇率等产生重大压力。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新兴市场过去10年的经济增长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其增长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它们的增长。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加剧社会矛盾，等等。

　　而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拥有丰富资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充分发掘这一轮商品牛市给它们带来财富的潜力，因为更低的贸易壁垒帮助它们的资源打开了更多的市场，更加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则为开发它们的资源提供了更多必要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正是同一因素使得它们的制造业要么在萌芽之中就被资本抛弃，被高成本、高汇率扼杀，要么在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遭遇“非工业化”倒退。

　　某些热门新兴市场高度依赖于资本流入和信贷膨胀(换言之即债务膨胀)，这也给他们埋下了经济逆转和倒退的风险。因为它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而政府、企业盲目投资扩张的冲动更强，留下的债务等窟窿也更大，通货膨胀压力也更强。而它们此前在西方舆论喝彩、鼓励下采取的某些激进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的“改革”措施，也将在危机期间成为投机性资本攻击的突破口。

　　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普遍伴生着分配不公、腐败等问题，政府被利益集团挟持绑架，致使经济增长未能惠及全民。在这种情况下，经济风险与萧条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集中迸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爆发政治动乱、游行示威乃至战争的风险上升，腐败、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业、官民冲突等都可能成为引燃冲突的导火索。

　　在经济上，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将成为巴西、南非乃至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态势的转折点。前年下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转折的风险，近两个月以来，这种风险凸显得更加充分。一旦其它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货币崩盘趋势确立，由于新兴市场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的接近一半，加之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中国不仅将面临外贸出口的更大压力，还将面临大规模资本外逃压力。根据央行统计口径，中国6月外汇占款余额273887.46亿元，环比减少412.05亿元，结束了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6个月上涨的趋势，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