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去库存和被动去库存的相互转化,使得中国经济在潜在增速下行过程中出现了流动性宽松和经济放缓、人民币强势和经济下行、CPI和PPI走势的三个背离。而信用超速扩张并没有对应相应的经济增长的情形,会使这种背离继续。由于我国迄今仍没有健全的破产制度来解除部分债务关系,地产调控思路转变将进一步挤出市场自发的转型升级。这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基于8月工业、投资、消费、出口、M2等数据均超出市场预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在 “稳增长”下的小阳春走势确立。根据对库存周期的多种划分方法,笔者对经济的整体判断是,目前仍处在去库存周期,对应经济周期的类复苏阶段。而主动去库存和被动去库存的相互转化,使得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过程中出现了流动性宽松和经济放缓、人民币强势和经济下行、CPI和PPI走势的三个背离。三个背离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均衡。为此,笔者依据一个围绕债务,分析关于通胀、经济增长、制度改革的框架,得出结论是,在“稳增长,控风险,稳杠杆”的政策选择下,经济中期可能出现轻微滞胀。根本问题在于,我国的信用超速扩张并没有对应相应的经济增长,而现有的机制会使这种背离继续。
短期来看,这三个背离体现企业、金融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形成了一种滞胀均衡,除非受到大的需求(包括外部需求,如出口复苏和内部需求,如城镇化推进)冲击,否则这种均衡可能持续。基于“稳增长”和“控风险”的基调,政策最可能的选择是“稳杠杆”和“磨产能”。因此,需要维持一定流动性宽松来维系杠杆率和资产价格,滞胀结束以资产价格下行为观察变量。
从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下降,现金流恶化,但短期融资需求旺盛,是推动社会融资规模扩张的需求面因素。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引导下的资金流入,是推动社会融资规模扩张的供给面因素。流动性的宽松,一方面维持了企业较高的库存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并不具有向下调整的弹性,各地工资的涨幅明显超过经济增长力度。这是CPI和PPI持续背离的主要因素。
从人民币汇率的角度来看,在对美国退出QE 的担忧引发亚洲各资产市场下挫的背景下,人民币仍保持强势。我们发现,可以通过观察人民币离岸市场价格CNH和在岸市场价格CNY差,推测资金和外汇占款流动情况。在岸人民币价格高于香港离岸价格,即表明外汇占款流入减少,反之则外汇占款流入增加。即使面对美元强势升值,只要人民币升值趋势和预期不改,跨境资本就会以各种方式进入国内,扭转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大量资本外流的局面。根据近期两个市场的价差,预计8月外汇占款会有显著改善。
CPI和PPI背离,使居民的实际存款利率和企业实际贷款利率出现巨大缺口,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为3%,减去2.6%的通胀,实际利率为0.4%,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为6%,加上1.6%的PPI通缩,实际利率高达7.6%,加剧“上游通缩,下游通胀”局面,企业的债务负担加重。笔者由此判断,CPI所反映的通胀正处在波动上行的趋势之中。
静态来看,中国式债务问题主要是生产性负债,在会计上做资本化处理。中国债务以内债为主,外汇储备规模远大于对外负债;债务的抵押品多为土地与资源品,并且抵押比较充分,而只要资产价格没有大幅下滑,就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但动态来看,中国式债务问题的本质是债务人责权利不对应,使得债务问题不断累积。
地方政府控股的经营性资产(主要是过剩产能部分的)杠杆高,而非经营性资产(土地储备和资源品)的变现能力强烈依赖于资产价格的稳定。居民资产的60.5%为房产,2012年末城乡居民房产总值与GDP之比达226.5%,大大高于美国2007年的74%,但低于日本1990年300%以上。地方政府责权利不分明、责权利不对应,有道德风险、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却获廉价贷款。
上述分析,为我们理出了下一步相关制度改革的方向:首先,打破体制内隐性担保(国家对银行、对国企、对地方的隐性担保,地方对地方大企业的隐性担保),打开各行业的民资准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其次,建立有效的风险定价机制,未来金融机构将根据自身资金成本、流动性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发现和选择客户,并以提供增值服务为核心竞争力;再者,逐渐打破政府对国企的担保,可从规模小的国企开始,并为大国企的改革建立时间表。
中短期来看,为使资产价格不出现大幅下跌,需要建立中央考核指标式管理或地方预算的制衡机制。短期最大的风险是外部冲击。长期问题的最大难题是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为此,货币政策是关键的选择。与CPI相比,央行货币政策与物价预期关联性更强,物价预期已于去年二季度触底反弹。由于对通胀的担忧导致监管引导预期转变,利率中枢趋势性抬高。银行间市场资金的收紧将传导至以票据、国债、信用债等各类金融市场,推高广义的利率水平。因此,经过6月钱荒事件后,央行的调控手段将更加委婉,从数量控制逐步向价格控制过渡,但对通胀仍保持高度警惕,对流动性的态度依然适度。
现在看来,更大的可能是,在结构调整未结束之前,经济缺乏向上的动力,而由于我国迄今仍没有健全的破产制度来解除部分债务关系,地产调控思路转变将进一步挤出市场自发的转型升级。这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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