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中,中国经济走势备受瞩目。此前公布的5月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尽管经济形势有企稳迹象,积极因素增多,但基础依然不稳,下行压力依旧较大。
6月27日,央行祭出“双降”组合拳。央行宣布,自28日起定向降准并同时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后,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分别至2%和4.85%。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央行2014年11月开通本轮降准降息通道以来,第四次降息、第三次降准。但罕见的是,这是时隔七年,央行再次选择同步降息降准。“组合拳”背后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
少见“组合拳” 意在稳增长
近两周来,A股经历了连续大跌,投资者信心受挫严重。因此,有观点认为,“央妈”这次的举动是为股市输血,一时间“救市”之说大行其道。
分析人士指出,此时祭出降准降息大招,确实对于情绪面稳定市场信心有着一定作用,但是,也并不能将央行此次的举动简单理解为“救市”。
今年以来,央行多次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组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适当下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然而现实却是,实际利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明确指出,“此番‘组合拳’的根本目的确实仍旧在于解决三农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从而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完善我国创业与创新的大环境。”
此外,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当前降准减息只因到了最佳时期。“借此管理层清理场外融资,防范股市风险之时,推出降息、降准不仅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低迷,通缩风险之下相机抉择的重要表现,也能防止预期混乱、对场外配资清理等规范股市政策起到对冲之效。”
“此时降准降息一方面有助于稳增长,进而为企业盈利提供支持,降低泡沫,另一方面也能防范利空因素放大,对冲控制杠杆的负面冲击,可谓一举多得。”沈建光说。
为何数量型+价格型工具双管齐下?
同一时日既降准又降息的情况可以说相当少见,那么“央妈”这次为何如此放“大招”?
针对这一疑问,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认为,此次政策调整的基本特点,体现了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同步运用,总量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并举,预调与微调兼顾。
“自6月28日起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改变了以往交替运用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操作方式,体现了对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的充分权衡。降息意味着总量性宏观调控,而定向降准则是专门面向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致力于结构优化。”陆磊说。
而对于此番为何选择定向降准而非普降的疑惑,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称,主要是因为当前总体流动性并不少,货币市场利率已经很低,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长期融资利率依然处在高位。通过定向降准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引导资金流向特定领域。而且,存贷比取消对普遍降准也有一定替代作用。
陆磊亦表示,此次政策调整之所以并未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主要考虑是6月末预计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保持在3万亿元左右,货币市场利率达到历史低位。因此,更多地通过降低下调利率以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是政策调整的重要出发点。
此外,陆磊还提示到,尽管定向降准和降息能通过增加金融体系流动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实现经济稳定运行,但仍然需要微观审慎监管、金融业市场准入和直接投融资政策支持等一系列改革与发展举措向配合,才能使我国融资结构更趋合理,金融部门效率持续提升,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时隔七年再度“双降”有何不同?
遥想上次同日降准降息,还要追溯至2008年12月12日。彼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亦难免受到冲击。为应对经济下滑,中国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稳步增长的政策,央行在下半年共4次降息、5次降准。
而今,中国经济再度面临下行压力,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包括鼓励消费、加速投资、稳定出口等政策,以助力经济稳定在合理区间,为“促改革”赢取时间和空间。
乍看之下,两次放“双降”所处的经济背景似乎颇为相似。不过,事实上,在经历过金融危机洗礼后的中国经济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早已不同往日。
沈建光分析,从经济基本面来讲,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相比于金融危机之前的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就业市场方面,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得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对失业的担忧并不紧迫,反而用工荒成为焦点,近几年劳动力工资上涨与人民币升值倒逼经济结构转型。
“总的来说,由于所处背景环境变化较大,新一届政策思路在“稳增长”的同时,增加了调结构与消化前期刺激后遗症的任务,即在常规政策工具如降息、降准推出的同时,加大国内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内过剩产能的转移与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沈建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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