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的形成，无疑对于泡沫的形成和崩盘具有重要的意义。投资者的预期越是一致、强烈和持久，泡沫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泡沫的规模也越大。有时候市场的预期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市场的很多参与者可能都意识到了泡沫的存在和泡沫的严重性，但正是因为大家如此一致的预期，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的预期，认为泡沫也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也并不一定会破裂，也就是说虽然有泡沫，但泡沫是刚性的，很可能一时半会不会破裂——甚至有不少人宣称，既然泡沫是刚性的，那就永远都不会破裂，因此也就不是泡沫。

回顾近两年中国金融体系里最吸引人的投资，不可不提信托产品。这些信托产品之所以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一个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下提供了高额的投资回报，也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这些产品非常安全。很多投资者都认为，中国的监管体系和银行对自身声誉的关注，都会要求银行对这些信托产品的投资安全负有全部责任。

刚性兑付，这一在很长时间里对信托行业发展作出重大推动的因素，即使是在过去一两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债务问题加剧的大环境下，仍然显现出其巨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有不少投资者即使了解信托产品背后的风险，但仍然坚定地相信，只要信托公司，销售的商业银行和金融行业监管机构在，自己的收益就是刚性的，而投资所面临的风险，最终一定会有别人来替自己埋单的。

这种隐性担保的现象在信托行业之外的中国经济里非常普遍。比如，在中国的A股市场里的投资者，很多都相信中国政府及其指定的资本市场监管者，会保证中国股票市场的上涨，或者至少保证市场不会出现下跌。这些投资者认为，监管者因该为自己的风险和损失负责任。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者，也面临或者相信存在类似的隐性担保。购房者们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保证他们投资房地产的资金可以获得丰厚的收益，政府不会对他们因为投资受损而进行的抗议坐视不管，而一旦政府出面，开发商一定会给政府个面子，给自己的投资损失一个说法。

这种保证投资收益，无需承担投资风险的想法，并不只局限在居民家庭投资领域。目前中国经济的很多领域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很大程度是因为在像钢铁，水泥，太阳能平板等领域里大量不负责任的投资项目，得到了许多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的大力支持。

很多企业之所以敢于债台高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在自己进行大量的投资和创造了大量就业之后，那么一旦投资真的失败，那么政府和国有银行一定会对企业进行救助。中国的很多企业，都是在政府明确和隐含的鼓励和保证之下，选择进行了大量的自知难以持续的扩张产能的投资，而最终导致企业资不抵债，不得不寻求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的救助的。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政府不惜以大举借债的方式来推动短期经济增长。根据2013年中国审计署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从2010年在2013年下半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70%，达到了二十万亿左右，相当于中国GDP规模的40%.虽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问题，但是更让人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土地储备的逐渐缩减，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和为今后经济增长提供更多隐性担保的能力和实力。

让人特别担心的事，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主要融资来源，恰恰是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以及类似的影子银行产品。很多自身投资收益很低或者投资风险比较高的投资产品，由于影子银行所提供的隐性担保的，摇身一变成为收益比较高，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产品。由于中国的投资者相信，政府会对自己所投资的产品提供隐形担保，并且保证自己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的安全，所以才会把资金投入到这些原本风险相对比较高的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里。而一旦失去了这种政府隐性担保，或者政府丧失了提供隐性担保的资源的话，那么中国的影子银行与投资者的丰厚收益，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企业的廉价融资渠道，都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将无疑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带来重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某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水平攀升，金融市场波动的现状，一定程度上是过去一段时间政府担保和刚性兑付所引发的某些局部经济领域刚性泡沫破裂所导致的。政府推动短期经济增长的良苦用心，虽然在短期达到了政策目标，但是却在不经意间扭曲了全社会对于风险的判断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扭曲了投资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及资本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新增货币供应难以流入和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及诸多投资领域里的投机和泡沫频现，其实都是这种刚性泡沫在经济金融不同领域的不同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