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轮通货紧缩是工业衰退型通缩,因而解决通缩一是要看国际大宗商品何时见底,二是要看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成效。 我国全社会生产和消费领域物价水平的三大指标CPI、PPI和GDP平减指数,可以反映出我国的通胀或通缩情况。从这三项指标近年来的走势可以判断,我国已陷入工业生产领域严重通缩。 我国PPI与工业增加值,以及主营业务收入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PPI的变动更接近于工业增加值的变动,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趋势也比较相似,但与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变动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我国PPI跌跌不休最大的原因在于工业企业主营业务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是不断升高的,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减去PPI来看,2012年9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已经超过10%,2015年第三季度高达11.65%。 本次通缩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也有较大关联。我国全部工业品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PPI)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自2012年6月开始呈负数,到2015年3月双双出现两位数负增长。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6月也开始跌破8%,并且从2015年3月开始GDP进入“七时代”。CPI和PPI双双下跌和GDP减缓步调一致,自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PPI为负相伴随的工业不景气导致GDP减速,而GDP减速预期又导致CPI和PPI进一步下降,这是本轮通货紧缩的特点。 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下跌带动的输入型通缩 由于工业投资结构近年来出现变化,第二产业工业产出比重逐渐让位于第三产业。根据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的过渡,由于目前稳增长的动力仍然很大程度上在投资,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可能维持3-5年左右较高的增长水平。结构性上,我国投资结构仍然倾向于工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及房地产,故投资仍然可能拉动工业品、原材料等价格的反弹。 另一方面,在开放型条件下,我国仍然是原材料和工业品的消费大国,但我国在某些大宗商品市场上并不具备定价权,只能被动的接受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条件下,我国进口价格总指数自2011年6月以来也出现了持续的走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口价格指数均出现下跌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以及石油相关产品和原材料。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一方面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另一方面加强了工业不景气的预期,导致PPI指数呈现累计因果现象的负增长。 从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和制成品进口价格指数情况来看,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波动的幅度远大于制成品价格指数。2014年6月起,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下跌幅度较大,主要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初级产品下跌的影响,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下跌对总进口价格指数的拖累较大,这种拖累通过经常账户进一步传导到国内PPI。 工业制成品中,波动最大的是有色金属和钢铁。钢铁、有色金属及化学有关产品本身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国内价格冷,国外价格也冷,双重价格走低压力导致PPI价格难免呈现下降趋势。 货币宽松并未解决通货紧缩 从1997年11月份开始,我国的CPI和PPI与M2变动呈现相反趋势,其中PPI变动与M2变动呈现出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市场中流通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名义物价水平会相应上升。但是货币供应量增加而货币需求量没有扩大,或至少货币需求量没有同步跟上货币供给时,商品实际价格会下降,这就表现出消费品物价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出现下跌趋势。我国的情形是,货币市场上货币供应量增加,但是实体经济货币需求量并没有增加,货币市场的宽松伴随着实体经济的紧缩,导致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 近年来,我国的央行货币政策偏向于宽松,1998年以后央行多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以及采取鼓励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政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不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存在货币政策意义上的紧缩,但是还有以下原因可能导致银行实际的信用萎缩。 由于我国银行体系的二元结构,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有较大差别。现实的情况是,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难以增加,2012年3月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对小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不断放缓,从2011年的25%增速放缓到当下的15%左右。即使很多中小企业并没有不良记录,银行考虑资金的“安全性”,也会对中小企业慎贷,这会一定程度上导致信贷紧缩效应。另一方面,我国某些国有企业呆账坏账比例加大,但仍然占用大量的银行信用资源,这类僵尸企业导致固化了银行体系信贷。再次,尽管今年中央政策放松了对贷款的限制,但贷款的增加主要是对民生基建的长期贷款。 由于本轮通货紧缩是工业衰退型通缩,因而解决通缩一是要看国际大宗商品何时见底,二是要看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成效。 工业衰退性的通缩最终还需要中国工业升级的成功。中国工业升级的成功一方面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功培养并形成新的增长点,再次取决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最后是原有的无效的产业和僵尸企业的淘汰,其本质是提高全要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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