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对于潜在增长的讨论，有的是从充分就业的角度出发，有的则是站在通胀处于合理与稳定的水平下考虑的。但确定的是，在外部需求放缓而内部消费不足的长期背景之下，潜在增长速度越高，产能过剩越严重，产出缺口越大，经济发展的质量越差。

　　6.9%！2015年中国GDP以这样的表现宣告“破7”，这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低年度经济增速。即使在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2008年，中国经济还有9%以上的增速，但在2012年、2015年则相继“破8”、“破7”。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

　　尽管政府也有意调低增长目标，但从一些省份的数据来看，稳定增长的压力依然不小。比如，山西省2015年GDP增速只有3.1%，而辽宁更低，只有3%。对此，山西方面称，经济运行面临严峻挑战，而辽宁方面表示，这是新世纪以来经济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

　　辽宁经济增长失速，这并不意外。去年上半年，GDP增速也只有2.6%。按照辽宁方面的说法，这种困难主要表现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的任务艰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压力较大等方面。

　　其实，从过去一年来看，对于过度依赖资源、能源和重化工业的地区来说，这种问题尤为突出，而辽宁、山西等地恰恰就是典型。

　　根据山西省统计局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煤炭、焦炭、冶金、电力四大传统支柱产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74%。而受煤炭等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山西经济倍感压力。比如，2011年山西GDP增速还有13%，2012年为10.1%，2013年为8.9%，而到了2014年则只有4.9%，2015年更低，区区3.1%。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比如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等。对于一些煤炭、钢铁等大省来说这种结构性问题就更为突出。事实上，受制于环境承载能力等限制，也需要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而这迫切要求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这客观上奠定了

　　中国经济大国的地位。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低端制造和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的。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粗放式增长的弊端不断凸显，而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恰恰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副产品”。

　　2016年，中国经济仍将受制于外部需求低迷与内部产能过剩。但外部需求不足问题短期尚难解决，而要化解产能过剩也不容易。

　　出于稳定财税基础、保护就业等因素考虑，此前即使是濒临破产的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对其施以信贷、财税等多方面的援手，尽最大可能维持企业生存，延缓落后产能和劣势企业的正常淘汰。而由于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处理涉及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直接利益，因此政策本身的协调性和系统性就十分关键。

　　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关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当时会议提到，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比如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而这恰恰吻合协调性和系统性的考虑要求。

　　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已难以维系往日的高速增长。低成本国际竞争模式的终结，也正倒逼中国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路径转换。2014年，中国社科院曾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中国潜在增长区间为6.4%至7.8%。而早前，有北大学者指出，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从7%下降至6.5%，直到以后长期保持5%-6%就可以。

　　经济学家们对于潜在增长的讨论，有的是从充分就业的角度出发，有的则是站在通胀处于合理与稳定的水平下考虑的。但确定的是，在外部需求放缓而内部消费不足的长期背景之下，潜在增长速度越高，产能过剩越严重，产出缺口越大，经济发展的质量越差。

　　未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经济将不会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形反弹，而很可能经历一个L形增长阶段。但能否维持住L形增长，还取决于改革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展。早前，官方称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比如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但能推进到何种程度有待观察。值得注意的是，为培育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国蔓延。倘若能借此实现经济创新发展，倒是一件功在千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