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两家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先后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到负面，两家机构都表示了对中国经济风险的担心。

　　记者注意到，财政部在3、4月之交，三天内两度直接正面回应此事，两次答记者问的官员级别也有所上升，首次出面回应的是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负责人，后一次则是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史耀斌明确表示，此次穆迪、标普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我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

　　评级公司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3月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对此，财政部金融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穆迪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维持不变，把展望调整为“负面”，只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我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

　　但该负责人表示，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说明评级公司对我国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

　　史耀斌也是同样的看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结构性改革取得的进展，评级公司还需要深入了解和全面评估。”

　　他直言，此次穆迪、标普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我国推进改革、应对风险的能力。评级公司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体经济债务、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风险等方面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还是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张连起告诉记者，国际评级公司是个典型的“锦上添花、雪上加霜”的短视者。

　　他说，当一国和地区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他们会漠视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给这个国家和地区送上漂亮的评级报告；一旦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他们就会调降一国和地区的评级和展望，起到“雪上加霜”的效用。

　　穆迪在信用评级报告中将调降展望的原因归为政府债务增加导致财政疲软，资本流出导致外汇储备减少，中国落实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政府的债务与美欧日和其他新兴市场的主权债务有一个本质不同。”张连起说，中国的政府支出中，投资占很高比例，大多数债务都对应着相应的资产。这决定了同样的负债率给中国政府带来的负担和隐患，远远不能与其他负债国家相比。

　　经济运行中潜在风险总体可控

　　史耀斌也坦言，金融领域的风险也会对经济产生明显的负外部性，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波及面广，隐蔽性、脆弱性、传染性强，具有准公共性的特征。他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营造经济稳定增长的良好金融环境，财政部门将继续支持金融体制改革，纵深推进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同时，坚持底线思维，持续关注和防范金融信贷风险和企业债务风险。

　　并且，评级机构的担忧似乎与市场主流看法有些时间上的延迟。

　　近期多位经济学家都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达同样的观点：中国决策层正在有意识地扭转以往“高投资、高信贷”的增长模式，而是采取简政放权、财政降费减税、力推PPP模式、做强债券市场等多重办法来拉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将经济拉升，只是想在一个更合理的区间内完成结构调整，去产能的同时，把新经济带动起来，目前也有了一些很好的势头。”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记者。

　　史耀斌也称，从增长环境看，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总体可控，为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比如，地方政府和实体经济企业债务仍处于合理水平，人民币汇率也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今年我国财政赤字50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财政的“滴灌”作用更被看重。

　　渣打银行分析师申岚告诉记者，3月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表明市场需求仍显低迷且中小企业经营仍面临困难，尤其是融资成本的上涨，但中小企业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层面如能进一步放松并刺激需求增长，则中小企业状况或将会逐步改善。

　　史耀斌也表态，今年2月底，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并发布联合公报，明确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据他介绍，除营改增外，财政部还将逐步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全面推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落实鼓励企业创新的财税政策，继续配合做好船舶吨税、环境保护税等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