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农业经营主体的完善是重要环节。从记者在多地的调研看，三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都存在程度不一的问题。

　　当前，家庭农场面临着与市场有效对接的问题。自2013年“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家庭农场以来，由于它能实现适度规模经济，在农村得到了迅猛发展，不过它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在对接市场时还是困难重重。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安徽北部看到，淮河两岸的家庭农场比比皆是，这里每亩土地的年租金已超过1000元，这些家庭农场为了对接好市场，很多是和合作社、农业企业联手创市场。安徽省阜南县56岁的家庭农场主苗少金告诉记者，单个家庭的劳力有限，要把农业产业链上的所有环节都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以他为例，近年来从村民手里流转了80亩耕地种植黄梨，生产量比以前大大增加，如果仅靠他家去闯市场、卖果子，风险实在太大。现在他联系了一批同行，采取“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方式，才有专门的人员跑市场，有效地降低了市场风险，提高了家庭农场收入。

　　相比家庭农场，公司化运营的农业企业虽然有专人跑市场，但却存在两个很难克服的问题。一方面，雇佣的农民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安徽省阜南县农委副主任蔡明胜对记者说，由于不是种自己的地，同时农产品又不像工业产品一样可以标准化检验，农民干活效率大多比一家一户生产或家庭农场低，有些农业企业因此出现亏损。

　　另一方面，适宜耕种的土地依然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少农业县土地流转难以成规模，如陕西关中平原的扶风县土地流转率仅16%。从事农业管理30多年的甘肃省景泰县农牧局经管站站长尚站新对记者说，如果把土地长时间交给农业企业，不少外流农民担心老了回到农村后，靠一年几百元的流转费活得太艰辛，这种心态在耕地条件比较好、城市就业比较难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尤其常见。相比之下，以农民自己生产为基础的合作社就没有这样的负面效应。

　　据了解，“合作社+”既有专人跑市场、又不影响农民的生产经营权，以合作社为纽带的“合作社+农民”“公司+合作社+农民”已成为欠发达农村数量最多的新型经营主体。这些经营主体本应强有力地带动农民发展，但是多数“合作社+”却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记者采访发现，安徽、湖北、陕西、甘肃能有效带动农民致富的合作社在四省均不到20%，很多县在10%以下，像甘肃省有一个县2482家合作社只有40家能起带动作用。

　　农业合作社“多而不规范”

　　记者发现，“合作社+”起不到应有的带动作用，主要是因为做不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多数合作社像“露水夫妻”，利来则聚，利尽则散。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中西部多个农业县调研发现，当前的农业合作社大多数是最近10年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平原，这些农业合作社都是“多而不规范”。如陕西深处秦岭腹地的一个县，目前有农业合作社128家，但是完全规范运作的一个也没有。位于关中平原的扶风县有农业合作社650家，运作比较规范的仅占20%。据陕西省农业厅统计，到2016年底全省共有合作社4.2万家，其中只有2000多家是够得上省级示范条件的规范发展的合作社。

　　目前，农村合作社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绝大多数合作社与农民的关系黏性不强，与农民没有建立起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制度。当农产品市场比较好的时候，还能聚在一起发展，当市场滞销时，无法做到风险共担，就各奔东西了，社员与合作社的约束关系十分松散。

　　二是大部分合作社缺乏规范、透明的财务管理制度，只有“收入-支出”的流水账，没有完整的会计资料。西部一个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对记者说，县里的合作社没有专业会计，包括信用社在内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给合作社贷款，除非有信誉的机构担保。陕西省委农工办公布的2016年金融支农调查显示：全省近81%的农业合作社希望得到贷款支持，但只有0.7%能获得贷款。

　　据了解，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监管不严。由于没有一个机构切实对合作社的市场退出负责，使得现有的合作社“鱼龙混杂”，貌合神离的“露水夫妻”比比皆是。

　　据记者调研，当前各地对合作社的管理存在漏洞，工商部门只管注册登记、农业部门只管认定和业务指导，谁也不管合作社的市场退出，客观上使得合作社只有生没有死，造成大量“空壳合作社”。陕西一个平原县的农经站站长对记者说，该县在工商局注册的农业合作社有630多家，但是愿意接受农业部门指导的只有150家左右，有些合作社只是徒有其名，有的只为获得国家的专项补贴。据记者调查估算，中西部多数省份至少有15%的合作社没有运作过，成为“空壳合作社”。

　　由于监管不力，运作正常的合作社，不规范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合作社的理事长，缺少监督后，能否按照合作社的章程办事，完全靠自觉。近年来出现一些合作社搞非法集资事件，凸显合作社监管的不足。据记者调查，2014年、2015年，仅陕西关中就有多家合作社理事长涉足非法集资。有一位理事长在被判刑三年后，竟嫌出狱早、担心被社员追债，要求法院判他30年。在这些事件中，都存在相关部门的监管缺位问题。

　　部分地区探索优化“合作社+”

　　要从内部机制、外部动力两个方面探索出能普遍适用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社运作机制，湖北省宜都市、甘肃省会宁县近年来做出了一些探索。

　　以往的“合作社+”是“两层皮”，各方之间黏性很弱，湖北省宜都市土老憨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创新出了“合作社+农户”入股公司的做法，有效地使各方形成了结实的利益共同体。公司董事长陈世贵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现在宜都市有19个生产柑橘的合作社，代表1.5万农户入股公司，每家农户计600股，“合作社+农户”既是公司的供应商，又是占公司股份12%的大股东。市场好的时候，公司给农户分红，去年每家农户除了出售柑橘的收入外，还可分到三万元红利。市场不好的时候，公司以高于成本价50%的底价收购柑橘，保证农民基本收入。

　　陈世贵对记者说：“我这么做，既为了农民，也为了自己。不然，农户死了，企业也会死。”现在农民把“土老憨”看成了自己的企业，积极提高生产、保证提供优质货源。“土老憨”迅速成长起来，还将在创业板上市，农民作为原始股东，通过股票上市溢价可以再赚一笔钱。

　　在加强外部动力方面，会宁县创新出了“政府补助+工商资本+合作社+农户”的办法，用财政手段有力地引导了工商资本与合作社共担风险。会宁县农牧局局长周发禄说，会宁县从事马铃薯种植的工商资本，如果要从政府手里拿到每亩800元的补贴，必须与合作社和农民形成风险共担机制，不管市场如何，工商资本需按高于成本的保护价收购马铃薯。

　　会宁六合薯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七个合作社、两万户农民达成保护价收购协议，去年马铃薯市场价每斤六毛钱时，收购价为九毛钱。公司董事长李应发告诉记者，他研究马铃薯市场已有20多年，但是市场风险率还是高达20%，有好几年，用保护价收购的马铃薯只能贱价处理。“公司的代价是为农民抵御住了风险，收获是得到了长期稳定的货源，长远看并不吃亏。”他说。

　　完善制度主导经营主体

　　探索优化“合作社+”仅是跨出了第一步，要使“合作社+”有效主导农业经营主体，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

　　多位受访者建议，要用监管手段对合作社实现优胜劣汰。农村基层人员强烈建议，针对合作社只有生没有死的弊端，需由农业部门和工商部门联合加强对合作社的监管，尽快建立合作社退出机制，如规定凡是三年没有业务活动的合作社须注销。对于从事非法集资的合作社，金融监管部门应和农业部门、工商部门联手监管，一旦发现，坚决取缔。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的一位处长建议，应尽快把合作社纳入金融系统的信用体系中来，从根子上监管合作社的金融风险。

　　同时，要创新内部黏性机制，探索出能普遍适用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社运作办法。像宜都市土老憨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会宁六合薯业开发有限公司能黏合农民利益的公司在各地都比较少，有受访者建议，应在大范围内引导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更多的探索，尽量让农民在利益分配、农产品保护价收购方面有话语权，从而可以和合作社、农业企业一起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还有受访者提出，应加快新的制度试点，有效解决合作社融资难、人才匮乏等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中西部调研发现，目前很多地方针对合作社长期存在的难点问题，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安徽颍上县依托供销社进行的农村合作社金融互助试点，有效地缓解了合作社的融资难。

　　此外，还需改进旧的不合适的制度，提高合作社的活力。如农业保险制度原本可以助力合作社抵御市场风险，但在实践操作中，一些农业保险并不如人意，需要进行改革。陕西凤县的花椒近年来三年倒有二年收成不好，保险公司谁承保谁亏损，“凤椒”霜冻保险业务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农业补助，保险公司畏难情绪严重。相关人士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农业保险的改革，如通过政府引导推动和财力支持，设立花椒巨灾风险基金、再保险等，逐步构建起高效实用的农业保险体系。

　　一些业内人士还指出，应鼓励制度创新，促进合作社发展壮大。目前，国内农业经营环境千差万别，谁能因地制宜，在合作社利益联结、内部管理、资本融合、组织联动、政策扶持等方面大胆创新，有所作为，谁就能迅速发展。如湖北当阳市草埠湖镇褚家湖粮食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创新了农户托管经营加入合作社的办法。农户在交付每亩791元耕作费用后，约定一个保底产量，当实际生产低于保底产量时，由合作社补足，高于保底产量时，由合作社与农户五五分成。这种方式一方面扩大了合作社经营土地的规模，另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经营风险，提高了农民收入。据测算，每亩耕地纯年收入平均可增加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