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经济学奖如物理学奖一样，没有垂青象牙塔内的学者，而是颁给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奥利弗·威廉姆森，这两位教授开创的治理理论，虽然是在20多年前，但在今日这个仍在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世界，他们的思想却可能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看了迄今为止的报道和评论，国内的很多学者和媒体其实对这两个教授的思想并不熟悉，特别是埃莉诺一直活跃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或公共行政)领域，经济学界对其略显陌生。而两位教授的论文和作品常被曲解为经济管理理论，无异暴殄天物。
　　准确地说，两位教授研究的理论可以概括为治理理论，只不过埃莉诺侧重公共领域，而威廉姆森侧重于经济组织。何谓治理？说白了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合理界定参与各方的责权利，以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举简单例子。城市垃圾如何解决？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回答：交给政府环卫部门！但为何不论环卫工人如何加倍努力，城市还是随处可见垃圾？说明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有。社区一些退休的大爷大妈手臂上套着袖标，没事出来逛逛，既锻炼了身体，又可监督路人，一旦发现乱丢垃圾的，立即制止，效果极好。现在志愿者也比以前活跃了，一些志愿者组织走上街头，宣传环保知识，提高路人的环境意识，同时也起到监督作用。当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介入，我们说，城市环境就开始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治理特征！或者说，通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和政府协作，对于解决公共事务问题要比单纯依靠政府部门要有效得多。大家记忆犹新的汶川大地震的救助就是如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才能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那么为什么居民参与、自主治理对于公共事务非常关键呢？埃莉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研究南加州水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开始尝试设计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通过她提炼的案例，以及汇集其他学者所制作的几千个案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她独特的公共治理理论框架。在研究的过程中，埃莉诺尤其注意到，公共领域存在各种占公家便宜的现象，因而公共资源总是得不到有效配置。比如公共牧场容易荒漠化；公共森林容易被乱砍滥伐；公共渔场容易被过度捕捞，如此等等。如另一个学者哈丁所说，这产生了“公地的悲剧”。解决这一悲剧，过去的学者认为，只能通过政府，因为如果群众自己组织的话，容易相互占便宜(即奥尔森强调的免费乘车行为)，所以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活动。但埃莉诺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发现，实际上只要合理设计制度，利益各方的自主治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我们前面的例子所提到的那样。甚至类似消防、警察之类公认的国家责任范畴，也可以通过自主治理来实现。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出现了自己组建的消防队，就是例证。埃莉诺的理论给整个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界带来了无比震撼，彻底打破了这些领域的传统思维，随之而来的就是带来了整个美国政府的变革。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埃莉诺实际上指出了公共领域可以存在多种治理机制的可能性。而与其类似，威廉姆森则强调经济组织领域多种治理机制的并存现象。我同样举一个常见的例子说明他的思想。我常去某美发店找一个理发师理发(权且称其为李四)，一次李四出差了一周，我很好奇，理发师出啥差？一问之下才明白，原来他去香港学习去了。我一下来了兴致：你去充电，来回差旅费老板给报销么？李四答：我们这行这种在职学习都是自费的！回来后我一琢磨，明白了：假如美发店老板愿意给李四报销，相当于对李四作人力资本投资，而李四掌握了更先进的美发技术，老板无法控制，如果李四借机跳槽，那不就意味着老板的投资打水漂了？反过来看，李四如果自费学习新技术，肯定不愿意在店里完全显摆，因为那样等于同事们免费乘车，因此李四去学习的这一举措无法提高美发店的整体水平。并且李四想，学到的技术都是自己的，如果说出来，别人都学会了，老板把自己一脚蹬了怎么办？所以，最终结果是，李四自费学新技术，老板可以享用其新技术带来的部分收益，但不是全部。
　　美发店的这种治理机制有效吗？显然无效。如果老板愿意投资，李四就有动力学习更多新技术，并带动同事们学习，这样整个店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如果李四愿意学会了教其他人，那么老板也愿意投资。由此我们看到，存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老板和李四都担心对方违约，占自己便宜，因为都不愿意事前做足投资。结果必然导致事前双方的投资不足。这正是威廉姆森的结论！他指出，任何经济组织都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一旦其中一方有了一些独特技术(专用性资产)，就可能被交易的对方敲竹杠。由于经济组织中参与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加上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为了防范对手的机会主义行为，我们只好事前减少投资或者不投资。在威廉姆森眼中，这一投资不足导致的低效率，只能通过改进治理机制来解决。比如律师行业和会计师行业，就通过合伙制来解决问题。因为有成为合伙人的远景，所以律师愿意以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事务所也愿意分担其投资费用。
　　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经济组织可采用的治理机制多种多样，可以是完全市场化的交易形式，也可以是采取一个统一计划的企业模式，还可以表现出各种中间治理形态，常见的有：控股型；集团型；松散联合型；卡特尔型；长期合同关系；持续的短期合同关系；外包型，如此等等。威廉姆森说，多种治理机制并存是有效率的体现。因为不同的经济交易场合，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会产生各自的交易成本，关键是我们要选择出交易成本最低的那个治理机制！这才是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的思想是内在一致的。这当然是因为两位教授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个人都受到科斯的影响，都称得上是新制度经济学(NIE)的代表人物，只不过威廉姆森更多地影响了经济学界，而奥斯特罗姆更多地影响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避免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都从现实当中提炼和挖掘素材，并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都让自己的思想回归现实本身，给社会创造价值。只不过威廉姆森的理论对于组织转型和组织再造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奥斯特罗姆则对政府再造产生了巨大影响。比较有趣的是，通常学术界都是论文被引用较多，而这两个人都是以著作的引用率高居学者前列。威廉姆森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而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则是公共管理领域被引用最高的学术著作之一。
　　就我国来说，对这两个人尤其熟悉。威廉姆森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所讲内容就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其讲义被作为经济研究资料出版，成为影响两代人的教材。这两代人现在大都在50岁左右和40岁左右，在其讲学之后，大多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信徒，并且几乎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都采纳这个学说。而直接催生的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个当时的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当时该中心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和青年才俊。奥斯特罗姆在公共管理领域更为知名。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毛寿龙教授，他曾在美国访学期间师从奥斯特罗姆教授，回国后就试图把其学说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其直接催生物就是后来的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后来加盟的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教授就是奥斯特罗姆的中国弟子。奥斯特罗姆教授今年还来中国人民大学访问。
　　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两位教授的获奖，明确地告诉人们，经济学如果给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理论上不如象牙塔式的研究那么精致，同样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这两位教授的思想告诉世人，经济活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机制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单靠一个政府就能应对的。我们应该寻求好的治理(善治)，鼓励多元化的治理机制的出现和发展，鼓励人们参与经济活动和公共事物的治理，只有这样才能应对各种可能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