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扬：从九方面优化投资 |
2009-12-03 11:02:40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dulei 阅读次数：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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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投资应当树立就业优先目标。
很多人对于投资的批评，集中在投资只注意GDP，而不注重广泛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就业效益上。一笔投资要修一个南北大通道，GDP上去很多，但是就业效果如何呢？这是应当质疑的。
所以我觉得，通过增加投资启动经济增长，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去年以来，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已经把就业放在比过去更重要的位置上，但还没有达到就业优先。
第二，投资需要进行区域梯度转移。
投资不能像过去一样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向中西部地区及老工业区转移。这种转移已经发生，到今年9月，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原先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地区，上海、浙江等所谓“七仙女”的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一些西部地区都普遍高于这样的水平，这表明我们的投资自主性已在进行梯度转移。从政策层面上我们应当鼓励，引导这种梯度转移。
第三，优化投资行业结构特别重要。
中国的投资行业结构和区域结构，反映出中国目前还是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一是在完成工业化，二是在向后工业化过渡。
调整中国经济结构，是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进行的。如果我们把目前中国主要行业的投资增长率与整体平均投资增长率作比较，可以发现，有一些行业在衰退，比如电力、燃气、采矿业等；有一些行业则在兴起，增长最快的是科研、技术服务、卫生、社会保障等。这说明，投资结构已开始积极地优化，但还需要继续。
第四，要解决银行进入直接投资领域的问题。
中国储蓄率很高，在中国，大量的储蓄以银行存款的方式存在着，银行存款如果用来支持投资，只能形成负债，提高全社会的负债率、杠杆率。而这种负债性质的资金并不适应支撑这么高的投资，要支撑就会降低标准，降低标准会重蹈次贷之覆辙。高投资缺乏的是资本金。我们在去年看到国务院决定对项目资本金进行向下调整，而向下调整就是降低标准。
所以从根本上，中国还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要使得资金在银行之外有一个迅速有效的筹集机制。
发展直接融资，下一步眼睛不能盯着正规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恐怕要多方面考虑。在中国，必须要解决商业银行进入直接投资领域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通过金融创新解决这样的失衡问题。
第五，投资的主体结构。
迄今为止，经济回升主要依赖政府和大型国企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必须是民营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在投资领域必须是民营企业投资为主导。
目前民间投资难以跟进，直接原因是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但是金融体系的束缚、非竞争性市场准入条件的限制、基础产业的国有垄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体制原因，“国进民退”现象是令人担忧的。要使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必须让民间资本主导投资。
第六，要提高投资项目的商业可持续性。
商业上不可持续，就会形成不良资产，这也是当前大家担心高投资的重要方面。
目前投资很多转移到了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上，但这些领域通常是不能赚钱的，不能赚钱的重要原因，就是定价机制、收费机制不能赚钱，或者被垄断，没有商业可持续性。这样，我们就要改革这些领域中的定价机制和收费机制。
第七，要放松准入管制。
目前市场的准入格局，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里，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0多个，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也就是说民营资本进入，在中国是最受限制的。甚至在回报率较高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中，民营资本基本难以涉足，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问题都会存在。
第八，投资应当以促进城市化为导向。
30年来，中国经济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并行，而且“两化”是相互覆盖的。但我们需要认真琢磨，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带动工业化？
这次危机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新的思索，也就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恐怕是工业化快要完成了，而城市化依然有很大的欠缺。我们应当明确地提出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
而如果是城市化带动，投资的重点就是基础设施、房地产、第三产业。我们必须理顺这几个领域中的制度条件、收费条件、资金运行条件、税收条件等，使得资金能够进得去、出得来，能够顺畅运行。在这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大的欠缺。
第九，用投资引领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和另一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是高科技。
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最后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去，并且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
中国目前有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也推出了创业板。现在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寻找科技基础的目标，投资在这里大有作为。高新科技产业化应当成为今后投资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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