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您是看了广告后来的吗？”
　　去年12月30日下午，刚一进入位于北京韩人街望京的韩餐馆——全州馆，中国人服务员就这样问我。我说“是来见社长的”，服务员做出“就知道是这样”的表情，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
　　“想把管理着的2个未营业的餐馆中的1个处理掉才打出的广告”，钟哲洙(音)社长很平静。他运营了15年的这个餐馆在韩人街中也是最知名的一家。餐馆入口处挂着韩国著名艺人来餐馆时拍摄的照片。
　　1992年韩中建交以后，很多人怀着对中国的梦想而涌到这里。“崛起的龙”——中国引发了韩国企业的不安，因此，进军中国的决定与其说是为了生意，不如说是理所应当。某银行的事例就是如此。虽然也进行了市场调查，但是害怕竞争对手先行抢占市场而匆忙进军了中国。但是外国银行的业务范围是受到限制的，因此韩国银行的主要顾客只有留学生和侨民，彼此展开了割肉竞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干部说“因为银行高层进军中国市场的意志很强烈，所以市场调查也是迎合他们的意愿进行的”。
　　首尔虽然流传着“中国经济如果感冒的话，韩国就会咳嗽”的说法，但是在望京的说法是“韩国如果感冒的话，望京就会咳嗽”。这话表现了侨民社会对韩国的依存度。
　　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韩人社会遭受了迎头一击。侨民数量在2年内足足骤减了42万人以上。2007年在华韩人会推算的侨民数量是70万人，《北京 Journal》的发行人申永洙(音)估算说生活在北京的10万侨民中有3万名回了韩国。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加强签证发放管理、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甲型 H1N1流感爆发等不利因素接连出现。
　　坚强地承受逆境的人也为数不少。清华大学产业工学系硕士研究生全基哲(音)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他生活在一个住了8个人的屋子里，室友全都是中国学生。他不但提高了中文实力，还与几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韩国留学生即使在中国也固守韩国式的生活方式。看到午饭的时候穿上高跟鞋去市区的韩餐馆吃40元的午餐后再回来，觉得很遗憾。学校食堂只要5元钱就可以了……”他享受北京市政府的奖学金，但是却通过打工每月赚1000元钱，还加入了中国学生的创业社团，同时担任韩国留学生研究生学生会主席，非常勤奋地生活着。金融危机让他更加坚定了当地化的信念。
　　今年是曾写过《再次瞩目中国》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金俊峰在中国生活的第12个年头，他认为最近韩国侨民正出现“水土不服”。“做不好的人干脆回去了，空出来的位置正在由具有竞争力的人来填充。”
　　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把进军中国的目标从以韩国人为对象转变为以中国人为对象。他们认为因无法适应这一变化而被淘汰的“结构调整”正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行得如火如荼。比如，北京曾足足有780多家韩餐馆，但是因为无法在白热化的竞争中取胜而歇业的层出不穷。然而开发了宫中饮食或者成功改善了质量的韩餐馆却门庭若市。
　　韩国企业的重组也很活跃。韩国大企业为了在中国扎根坚定了当地化的决议。SK的新年话题是“破釜沉舟”，意思是将背水一战，带着必死的决心努力拼搏。SK新年开业仪式在韩中两地以视频的形式同时进行。在北京用中文向首尔提议“干杯”。这意味着现在把中国事业看作与韩国“同级”。同时，SK Holdings社长搬到了北京，这是为了在当地能够快速地下达指示。
　　有评价指出，中国POSCO是在全世界的钢铁企业中中国事业做的最好的。中国把钢铁看做是基础工业，对外国企业的进入有着严苛的限制。中国浦项社长金东震指出：“工作并不仅仅是在中国很困难，做不好的话在韩国也会倒下去。没有实力的话是不能进军中国市场的。”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相比，他强调“商道”和“信赖”。他说：“好好准备等待变化之路，机会到来的时候拥有与中国的发展一起前进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
　　“总公司CEO的事业哲学和一贯性很重要”
　　北京现代汽车社长卢载万今年计划把代理店从500个增加到600个，这是因为需求一下子增大了。今年预计将推出SUV等2款新车。去年虽然售出了57万辆，但今年的目标是 67万辆。在北京奥运会之前的2005年，被北京市选定为出租车用车的现代汽车销售得非常好，甚至出现了“现代是出租车用车”的说法。卢会长说认为“中国就是靠‘关系’”的说法也被滥用得太严重了，他强调“现在应该抛弃借助‘关系’适当做做就可以了的想法，进行透明的会计处理，该交的税款全都交上的话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全球企业三星的警戒对象就是中国当地的企业们。三星相关人士分析说：“中国的企业在过去仅在价格上拥有竞争力，但是现在也不能忽视它们的技术和质量。综合来看的话，与其他全球企业相比，中国当地企业的潜在力变得更加可怕了。”中国政府为拉动内需，在购入家电产品时支付补偿金，为此，三星在不丧失高级品牌形象的同时努力拓展平民层消费者。社会贡献、垃圾回收、建立三星希望小学(每年20所)等也是为了加强亲民的形象。
　　接受了本次采访的韩国企业的中国事业责任人和职员中，有很多是在中国生活超过了10年的“中国通”。他们强调说“中国事业的成败 80~90%取决于总公司最高经营者(CEO)的中国事业哲学和一贯性”。一位职员说：“任期为3年的CEO必然会以短期成果为主来运营公司，因此也有过回避中国市场的事例。”部分驻在人员因为没有按时取得成果而中途被替换的事例很多。还有很多由于中国合作伙伴在中途改变说法而遭遇 “狼来了少年(说谎者)”损失的情况。在中国市场的开拓史中，这样的误差比比皆是。
　　中国POSCO社长金东震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做是改变了格局。韩国CEO们认识到了中国以‘G2’的地位崛起。这可以成为迈进中国市场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