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立伟：农村经济巨变的秘密 |
2010-03-09 14:19:36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dulei 阅读次数：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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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一些移居大城市的精英返乡观察农村与县域经济的时机，在这些人眼里，目前的乡村发生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农村生活的去“传统化”，农村不再有记忆中的田园或者面对市场的无力，而蜕变为与城市一样追求财富、消费并实现生活的商品化。
取消农业税、提高种粮补贴、增加有限但对农民而言有效的养老、医疗福利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过去几年农民整体收益不断提高，再加上县域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如建筑工、服务业与经商等，农村收入处于一个较高速增长的时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农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种死气沉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状态，而是构成了一个真实的“农村市场”，农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创造了更多就业。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外出打工的微薄工资仅够基本生存而无法储蓄，这是没有希望的生活，回乡不仅有更多自由、情感网络，也有较高收益，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也很正常。(参见2008年2月27日发表的《通胀重构中国就业路线图》)
现今，县域经济的繁荣为农民提供了各种连续不断地短期就业机会。在大部分普通的没有优势自然资源或者工业的基层城市，过去几年，依靠(财政)翻(扩)建公共设施、办公楼、宿舍楼以及商业地产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的繁荣让领取财政工资的部门，在过去几年，收入增长较快，构成县域最庞大的消费群体。而这部分消费力的解放，也有赖于县域部门自建自售的低廉住房，大部分人置业支出较少，解放出来的购买力涌向服务业消费与私人汽车领域，县域交通拥堵已经非常普遍。如果再加上来自城镇与乡村的精英，如校长、镇政府人员、经商者等涌入城市安家，县城消费日益繁荣。
但是，这种貌似奇迹的繁荣也存在隐忧。其一，在过去一个时期及未来，收入分配向农村倾斜，这有利于消化中国过剩的低端工业品产能。但向农民倾斜的政策除了提供种植补贴与有限福利之外，主要是靠提高农产品价格实现。而这会增加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支出，再加上大中型城市的资产价格过快增长，将削弱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降低服务业需求。
这制造了一个悖论：如果城市服务性需求因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降低，通过城市化吸纳农民工进城就成为难题。向农村倾斜有利于低端制造业，而以抑制通胀与房价来保护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力，则有利于服务业。从长远来看，需要降低房价以防止城市消费低迷，提高服务需求，吸收农民工就业，这也是中国转型的本来之意：淘汰落后产能，扩大服务业比例，推进城市化。但目前走势恰恰相反。
其二，县域经济的繁荣依赖于财政。因为其经济主要靠财政投资拉动，而财政工资上涨则依赖于这种刺激后的繁荣。在2008年之前，中国几乎已经完成了一轮城市重建而进入还款期，但随之而来的全球危机与中国财政刺激计划，导致地方政府有机会利用“地方融资平台”继续大肆借款，或用于归还旧债，或继续投资，而这种基于前期完成的投资具有重复性低效率特征。因此说，旧有债务再加上过去一年地方融资规模(约6万亿左右)，地方财政风险令人担忧，投资拉动的繁荣和在此基础上的工资上涨刺激的消费都难以持续。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大城市地产泡沫与地方债务泡沫两大风险。首先，如果提高农产品价格以补贴农民是对的，那么就应该抑制城市房价，防止通胀与资产泡沫双重压力打击大中型城市的消费，县城(城镇)消费繁荣有很大的因素是购房支出低足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房价持续走高，除了金融风险之外，一则不利于服务业发展从而影响城市就业；二则会刺激地产业侵占更多良田，尽管法律和政策不允许，但是超高利润总会让人们冒险。一旦中国耕地侵蚀严重而难以恢复，会使得中国更加依赖粮食进口，这不仅是战略威胁，也会推高通胀。
地方债务的风险根治于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不可持续性，就县城而言就是城市开发的有限性。在上一轮经济周期，城市翻建、扩建、开发区热造成了城市面积和容量的持续扩大，这也有赖于侵占土地以及土地升值。但是城市不可能无限扩张，土地价格也不可能持续提高。当城市化高潮结束之时，也是债务风险暴露以及县域经济开始调整的时候，目前我们就处于这个时期。尽管中国试图继续推进“城镇化”来复制从大中城市到县城的“钢筋水泥模式”，但这也意味着中国投资拉动空间的消失以及制造更大的债务泡沫，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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