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估计,价格水平和失业之间存在着的权衡关系,即当价格水平比较高时,失业率比较低,而价格水平比较低时,失业率较高。这也基本符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前几年就业情况良好,CPI也比较适度;现在,CPI变负,失业率急速上升,比如人保部表示,现在有1100万农民工没有重新找到工作,而企业也出现了岗位流失,大学生就业困难空前。
CPI变负,PPI也继续下行,尽管东西便宜了,却绝非任何利好。因为CPI下降,并不是因为成本降低的结果,而是因为经济中的总需求,尤其是民间需求微弱。总需求是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根本决定因素,通货紧缩是比通货膨胀更糟糕的现象。
通货紧缩必然伴随失业上升,失业同样是比通货膨胀更严重的问题,解决难度甚大。因为此时的失业属于周期性的失业,具有比较刚性的特征,失业率明显下降,必须等待总需求的逆转,宏观经济走出低谷。
而因为CPI变负,断言中国经济已见底,或者在一季度见底的看法,也许过于乐观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表示,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我们应该做更积极应对的心理准备。
在外部环境恶化,外部需求锐减时,拉动内需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增长额首选。内需,包括政府的需求和民间的需求。一系列增加民间需求的措施,比如家电下乡,消费券等,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也毕竟有限,因为农民的收入最低,消费能力最弱,经济下滑趋势,经济危机影响,不可能寄望这个群体来解决。历史经验表明,积极财政政策,是应对经济下滑的最核心的手段。所以,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最现实、最有效的手段。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应该做好调整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要可以增加,如果民间投资已经保额带动,则可以减少。
在货币政策上,为应对经济危机,欧洲各国都在降息,零利率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较为宽松,1、2月信贷超常增长,说明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余地,包括利率下降的空间并不大。 中国的金融系统,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制度性歧视,不是短时间内能扭转的,这要靠金融制度创新。民间放贷的合法化,允许它们制度外生存,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不能把全部问题都归结为金融危机的冲击。有些结构性矛盾,过去一直被增长掩盖了,金融危机使之有机会浮出了水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问题。
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似不大,但如果按照可比口径,将所有政府掌握的收入都计入的话,那就比较高了。而居民所得在全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因此就比较低。过去,中国经济的两支主要拉动力量,一是政府投资,二是民营的出口部门。现在,后者的力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空档,需要填补,所以,人们现在提出各种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办法,如恢复五一黄金周。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刺激居民消费的根本性办法,因为决定居民消费的核心因素,只有一个:收入。如果放假能拉动需求,事情就太简单了,来几个黄金月不就行了。
那么,经济增速下降时,如何能增加居民收入呢？办法只能是调整收入分配的机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增加居民收入的比重。比如减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企业的所得税税负、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特别是围绕房地产等领域的收费等。另外,购房退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应该好好研究,这个是国际惯例。减税是实实在在的增加居民收入,一定会有提高消费的效果。
还有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增速比较快的时候,社会保障问题不明显,而经济下滑的时候,问题就来了。社会保障是财政的欠账,早晚得补。补这个窟窿不用增加税收,只要调整支出结构就够了,财政应该优先安排社会保障支出,然后才是行政管理费等。
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歧视做法,也妨碍了消费的提升并造成了更多的失业。现在对大学生就业的户籍限制已基本取消,这是值得高兴的。但是,口子开得还是过小,对高考、农民工、外来者的户籍限制仍未取消。失业率统计,至今只包括城镇人员,农村的失业问题,纳入视线的也只是进城的农民工,其实,所有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都是典型意义上的失业者。如果能够把这个庞大群体的失业问题解决好,对拉动内需,进而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善莫大焉,这关系中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繁荣。
延伸点评：我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必须具有前瞻性，唯有如此，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在经济已经显现出紧缩迹象时还在抑制通胀，在经济即将步入通胀周期时还在大力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可能加剧经济调整的痛苦程度，延长调整的时间，付出更高的成本。必须认识到，目前的消费低迷等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民不富，只有采取措施，促进民众财富的增长，加快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经济也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实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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