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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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种供给是无限量的，那么，它就毫无经济价值。供给的价格即生产成本。当一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时，劳动力就成了这样的供给。当产业劳动力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时，前者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改变整个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也就是说，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能导致劳动力要求更高的工资。工人成为产业劳动力所增加的生活成本，加上放弃农村安逸生活的价值，就是工资水平的均衡值。  [10]

　　但是，当剩余劳动力消失时，劳动力变为有限供给。如果某个行业希望雇佣更多的工人，就必须开出比其他的工作岗位更具诱惑力的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发展经济学理论把前者和后者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近期劳动力出现短缺，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泾渭分明。大学毕业生就业仍然艰难，而且起薪很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不了多少，无从反映大学教育的成本。如果用经济学术语，中国的大学教育可谓“附加值为负”。这似乎暗示着这部分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仍是无限量供应。 

　　蓝领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也参差不齐。中年劳动力就业机会渺茫。的确，相当多中年劳动力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待业状态。如果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将极大地改变供求平衡。 

　　“刘易斯拐点”的形成和到来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青年蓝领工人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其资源已经枯竭。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目前劳动力极度缺乏。这些工厂的经营模式就是建立在青年蓝领劳动力的基础之上。青年工人生活成本较低，劳动力更具流动性，对住房的要求有限。出口产业通过雇佣青年劳动力大大节省了成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劳动力的医疗成本将呈指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