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因为向“世界工厂”中国提供原材料，获得了巨大利益。2010年，澳最大贸易伙伴变成中国。这是澳战略家不曾料到的。但是，在外交关系优先顺序上，排第一的仍是美国。澳官员不断重申，堪培拉与华盛顿的同盟关系是澳外交政策的首要“支柱”。事实上，中国的重要性还不如日本。澳外交部长史密斯在最近一次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表示，日本是澳仅次于美国却高于中国的外交政策优先对象。

　　其他亚太国家，例如韩国、日本、一些东盟国家，也有类似现象。一方面，它们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受益巨大，中国都已变成这些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改变了它们的地缘经济结构。像澳大利亚一样，如果没有中国的高速增长，这些国家的经济简直无法想象如此繁荣和发达。但另一方面，在从中国获得巨大的财富后，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仍然相当复杂。在资源问题高度紧张的时代，传统的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国家利益争执非但没有缓解或者解决，反而有所恶化。

　　于是，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史上最为奇怪的情况出现了：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没有改变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根本冲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不信任中国，对中国充满了狐疑、指责和担心，有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居然模仿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这种与中国在经济关系上“热”却在政治和安全关系上不同等地“热”，甚至“冷”的情况，不限于一度典型的日本对华关系，在亚太地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就在与中国关系如此复杂的情势下，这些国家遇到了另一个最大的外交挑战：美国霸权的危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总结道，“在过去十年，美国的政治领袖领导我们陷入了两场无价值的战争和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此类总结的含义是：美国在经历着史上最为严重的霸权的危机。

　　奥巴马政府曾一度给社会立场中立的美国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民带来某种希望，然而，其外交政策并没有真正转变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执政两年尚未有效地解决这场霸权危机。

　　对亚太地区上述中小“强权”来说，美国霸权危机也是它们的危机：美国还能有效地保护它们的安全吗？长期以来，这些国家把它们在全球化世界上造就的财富———尤其是在中国取得的利益———相当一部分拿出来，向美国“缴纳”了“保护费”，与美国缔结了同盟关系。而美国一旦有求，它们则必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在与美国并肩作战。

　　夹在美中之间的上述国家不得不面对霸权危机和中国崛起两大世局变化带来的根本外交政策挑战。在回应这个挑战时，这些国家在“自保”方面做了大量事情，亚太地区目前的军备竞赛，这些国家是主要的动力源，他们的海军都很强大，而且还在不断加强之中。除了“自保”，他们还是不放心，无一例外地首先选择了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希望美国不因霸权的危机而在兑现安全承诺上打折扣，其次是构造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的地区安全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