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面对频发的员工跳楼事件，国内出口制造业标志性企业富士康一周之内两次宣布加薪，广东南海本田等企业的工人罢工活动接踵而来，最终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加薪潮。以这一系列事件为标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内地人口结构已经出现重大转变：三十年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消失，迎来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Point）。著名人口问题专家蔡昉警告：中国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红利三年内即将消失，但老龄化趋势凸显。与日本在失去人口红利时，已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

　　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一样，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从研究中国农村开始，逐步介入经济领域。多年来，蔡昉一直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消失的预言者。蔡昉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结束并非坏事，应对之道的关键在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能否取代投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

非熟练劳动者现短缺

　　2009年，中国每人平均GDP达到3680美元，今年有望达到4000美元。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3800美元到11000美元区间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蔡昉强调，中国以前采取的突破低收入阶段的政策措施、发展战略在当时是成功的，但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再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必须要改变很多东西。

　　他认为，首要变化来自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往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只要创造就业岗位，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就能把这种廉价、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转化成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高增长的同时没有通胀。

　　但这种情况从2003年开始出现改变，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不是技能型、熟练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普通的、非熟练劳动者的短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是金融危机期间也仅仅中断了几个月。结果是2003年以后，剔除物价因素，普通劳动者工资年均增长超过10%，农业中雇用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更高。

　　蔡昉进行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当前大学毕业生起薪每月1500元人民币左右，而农民工每月起薪已达1200元人民币，工资出现趋同。“在任何国家任何发展阶段技能型工人都短缺，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是出现了非熟练工人的短缺”。蔡昉发现，除传统上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导致的工资差异，如今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的效果逐渐显现，因此在此阶段非技能型劳动者工资涨得较快。

　　人口红利三年内消失

　　这都反映出过去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无需涨工资也能提供劳动力的格局，已经根本性地改观了。蔡昉将2003年视作中国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从此开始，将是中国经济结构从二元到一元化的转变时期，还需要很长时间。

　　另一重要变化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实行计划生育后，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意味过去生得多的人进入劳动年龄，而新生人口少，未来劳动人口必然减少。2009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05%。蔡昉表示，在这一特定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数量多、增长快，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而人口负担轻，就有条件实现较高的储蓄率。

　　根据他的测算，改革开放期间每人平均GDP的增长率27%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即来自人口红利的因素。但随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人口红利也将消失。按现在预测，这一时间点将在2013年，仅剩不到三年时间。刚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老龄化趋势凸显。蔡昉表示，即使改变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的趋势也不可改变，既然老改不了，就要加快富起来。

　　要加快富起来

　　蔡昉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经济而言，远非工资成本上升导致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那么简单。在经济学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如果劳动力是短缺的，不断投入资本，不见得投入越多回报越大，所使用的两种要素其中一种是固定的，另一种要素就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投入越多回报率反而会下降。

　　他指出，1990年日本结束人口红利后，政府却补贴没有效率的企业，保护应该衰亡的产业，整个经济结构中缺乏效率的企业越来越多，导致整个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很差。如果实现这一转折，中国就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就能迈进高收入阶段；如果实现不了这一转变，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前车之鉴。更关键的是，我们如果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就不是与日本做比较了，而要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