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对美国展开上任以来的第二次国事访问。对这次访问，美方予以高度重视。美方对中美关系随着中国崛起势头加剧而走到拐点，尤其是在近年与中国的一系列合作与冲突同时上升的态势已有警觉和反思，希望能在这方面展开磨合和探索。

　　近五年来，中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尤其是国际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上的发言权更为增加；中国经济总量接连超越德国和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五年，是国际社会从贸易、军力到心理层面，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国崛起的五年，也是中国在扩大与美国合作同时，与美国一系列实质性冲突不断上升的五年。

　　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实质性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二是军力，前者折射国力的此消彼长，而后者则折射国家力量在向外延伸空间里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综合起来，已越来越具备一个已经强盛无比的大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冲突。

　　从人类过往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强盛无比大国和正在崛起大国之间的磨合都不是和谐的，甚至是充满冲突和暴力的。西方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一思维和行为逻辑，再加上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祟，因而自然对中国保持警惕甚至敌意；而中国则纵有和谐愿望，但却无法以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令西方信服，再加上数百年东方悲情的影响，因此善意无法为人理解，行为中又夹杂着对西方的种种情绪。过去若干年的所有中西方冲突无不源于此。

　　无论从人类智慧提升还是“后冷战时代”中美互相紧密依存的特点来看，中美必须在21世纪从必然冲突走向基本兼容乃至共荣。这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双方的一系列冲突之后，已经成为双方基本可以达成的共识。中美若能做到这一点，那无疑是开启了人类大国共荣的崭新模式。事实上，就笼统的意义而言，中美双方不会有人公开反对或质疑这一思维。关键是，这一看似抽象的理念在每天错综复杂的冲突议题的处理中如何得到实现？这是中美双方面临的最大挑战。

　　换言之，中美之间既需要有宏观的战略思维，又要有在这一思维统领下的具体议题的处理策略，尤其是对冲突议题的双边沟通能力和各自内部协调、掌控能力。所谓双边沟通，就是一旦冲突议题产生，双方能否在元首层面迅速达成沟通，并取得对这一议题在中美关系中所处位置及其重要性的共识。

　　另外，两国能否阶段性地梳理和排列双方冲突议题的序列，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旦某个冲突议题出现或激化，在双方内部有关派系的左右下，孤立议题被迅速扩大，由此一叶障目并燃起熊熊大火；届时，所有的“非零和”战略思维即刻烟消云散，直到双方都探寻到对方的底线才肯收兵。

　　这种冲突-妥协，再冲突-再妥协的持续过程，虽然是中美共同成长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却会时时冲击中美关系的肌体。就像感冒虽然难免，但太多的感冒还是会使肌体变得虚弱，并隐藏更大的危机病灶。

　　笔者曾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今天的中国，外部崛起迅速，内部转型艰难；外部崛起成为亢奋点，而内部转型则成为疑难症。今天中国的三大转型(亦即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若不能找到有效的支点或杠杆，则外部崛起将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和前提。

　　毋庸讳言，中美角力的真正关键与后盾是中国自身的转型，两者不可分割。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心态上暂时适度淡化中美角力，更多注重中国内部转型，才是中国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