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我们成功地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GDP总量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然而，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尤其是“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产能的迅猛膨胀，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前方就是死胡同。因此，对于下一个30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如何布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城乡一体化。今天，“十二五”规划已为我们即将开始的“下一个30年”拉开了序幕。

　　一、武汉的“大城市重工业化”格局亟待转型升级

　　大城市产业结构“重型化”是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与现代延伸。大城市重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无限扩张，城市拥堵与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经济难以转型升级。

　　中国大城市的重工业化基本上是“同质同构”的。武汉市虽比上海市小许多，经济发达程度也落后许多，但在城市产业结构上却与上海有惊人的相似。武汉同样是一个工业城，现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其中，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是重中之重。(注：2009年武汉市地区GDP大约为4500亿元)

　　(1)武汉钢铁冶炼业：武汉市钢铁产业振兴目标明确提出：到2011年，钢铁产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为武钢形成50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2)武汉汽车制造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着105家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城。武汉市政府规划到2011年，形成整车生产能力100万辆，产销汽车80万辆，汽车制造业工业总产值1200亿元。2015年形成整车150万辆能力。

　　(3)武汉石化产业：按照武汉市政府规划，到2011年，石化产业产值达到400亿元。加快实施80万吨乙烯工程，乙烯全面投产后，石化产业产值将在2011年基础上实现翻番，到2013年达到800亿元。

　　(4)武汉船舶产业：根据武汉市政府规划，到2011年，造船能力200万载重吨；造船完工量120万载重吨，年均增长60%；工业总产值超300亿元，年均增长23%以上。

　　新年伊始，武汉市新年首次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提出了“工业倍增计划”这一宏伟目标到2015年，工业总产值预计达1.5万亿元，力争突破1.6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武汉工业。目前，武汉80万吨乙烯加快施工、东本二厂、神龙三厂、富士康扩产一大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优先供应工业用地，远城区年度新增建设用地50%以上用于工业，90%以上工业用地用于工业园区。引进投资5亿元以上工厂，按实际投资额的1%补助。

　　这是大城市重工业化倾向的继续扩张与膨胀，还是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开始？

　　建议：将钢铁、汽车、石化三大产业从武汉城区剥离出去，既可转移至武汉远城区，也可分别转移至“1+8城市圈”地区，让武汉轻装上阵、向国际大都市标准迈进。

　　二、在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之前，切莫轻易改变农民生活方式

　　30年改革开放，我国工业化主要局限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因此，“城市工业化”，一方面让城市化两极分化，即大城市越来越大，而中小城市则进步不大；另一方面，“城市工业化”没能有效辐射传统农业及农村地区，最现代的工业在城市，最落后的农业在农村，城乡二元格局更加突显。

　　为此，有人主张，要想缩小城乡差别，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唯一的对策就是快速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实施农村城镇化战略。我认为这种理想的目标模式没有错，问题的关键在于“目标不等于手段”、本末不能倒置。有人激进地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扒掉农民自建住房，集中为农民统一造房建城，似乎这就是农村城镇化了。这种逻辑显然是大错而特错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是中国名符其实的“三农问题”专家，也是中国名符其实的学者型财经官员。他认为，在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之前，切莫轻易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

　　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踏着农村城镇化的节拍，循序渐进地、有规律地推进，切不可脱离农村实际激进、冒进，甚至大跃进。今天，农民进城、大学生下乡，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不过，仅有人、财、物“三下乡”(家电汽车下乡、大学生下乡、资本下乡)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要素从城市向农村流，最重要的是要“本土化”，并能形成有效的“造血机制”。这一切都需要有企业和企业家的粘合与聚合。这一神圣的使命不可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而必须交由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来完成。因此，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大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

　　然而，单个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标准的弱势群体，它们的发展与壮大，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生长平台与产业环境，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链与产业集群，而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又有赖于地方政府的产业布局及产业导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搭台，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构筑生物链，这比任何帮扶措施来得更有意义。

　　农村产业结构不同于城市产业结构。在产业布局上，农业产业化将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未来的主战场，并围绕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等于“涨工资”

　　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模式决定收入分配方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性。在粗放式、外延型、总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产品附加值低，企业为了获利大多倾向尽量压低工资，削减雇员福利，因此，廉价劳动力成为必然。

　　实际上，在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提高劳动报酬，尤其是生产性劳动报酬，从整体上提供劳动者(包括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真正终结一个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二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公平收入分配。

　　应该说，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比提高劳动报酬相对容易实现。因为缩小收入分配可以通过两个环节实现，极具可操作性：其一，在初次分配环节，通过立法限制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别，并同时限制同一企业内雇员之间的工资水平差别，这样，便可以相对缩小行业之间、雇员之间的工资水平过大悬殊。其二，在再分配环节，通过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并通过高累计税率让高收者多缴税，同时，还可以通过开征炒房所得税、炒股所得税、遗产税及赠与税来进一步“均贫富”。

　　然而，单纯意义上的“涨工资”，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转变之前，应该只是空中楼阁，在通货膨胀基础上的“涨工资”，只是抵消物价上涨的影响，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工资水平。企业主动“涨工资”的物质基础，应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产品高附加值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下，企业自觉的“涨工资”、“增福利”。

　　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低附加值的农业将不断提高效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将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工业的重要性将会明显降低，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会不断提高。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蓄水池，它不但就业容量大，科技含量高，而且增值服务空间大，劳务附加值高，当第三产业从业比例过半时，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将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涨工资”的坚实物质基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