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4月15日公布的最新公共财政收支情况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累计26125.7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98.67亿元，增长33.1%。分月份看，继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2.8%、2月份同比增长41.5%之后，3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6.7%，达到7631.35亿元。在同一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测算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631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7%，环比增长2.1%。一眼望去，财政收入增速仍大大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应该说，对其中的问题，从上至下、政学两界声情并茂的讨论已俯拾皆是。最典型的议论是个比喻，说GDP好像就是一盘菜，按照收入法衡量，政府多拿点，民众就要相应少拿点，羊毛毕竟还是出在羊身上。如今，财政收入仍继续大涨，增速丝毫不减，现状已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这一问题。毕竟，这一现象存在既久，且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仍准时出现，就更值得深思。

　　一是中央和地方收入增速持续快过居民收入，税赋成为政府增收所仰仗的主要手段，这无疑加大了财税改革难度。其中，按照季度口径看，在今年一季度，中央本级收入3532.68亿元，同比增长21.8%；地方本级收入4098.67亿元，同比增长31.3%。两个增速都远快于GDP增长，也和多数地方的民众收入增幅表现出严重的不匹配。

　　究其原因，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增长。其中，增值税、营业税、进口环节税收等较快增长，又做出了主要的贡献。由此可见，税赋仍是推升政府收入的首要动力。而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的分野接近十个百分点，略可旁证地方政府敛财手段之强悍。在此基础上，若非上下都转换思路、一心要给自己荷包缩水，否则财税改革将几乎无解。而维持沉重的税负，长远看势必会严重地妨害我国经济活力。更糟糕的是，由此还将引致越来越多、或明或暗的偷漏税行为，令公众误以为经商都难免要偷漏税，乃至将守法纳税的当作孱头或孬种。良善因苛税而稀缺，可能令社会经济领域发生道德崩盘，要给企业家们输上几滴“道德的血液”更加难乎其难。

　　二是政府增收之下却未必伴随增支，可能导致行政成本虚耗公众财富，并将增加社会管理难度。从数据看，3月份的全国财政支出是7570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646.05亿元，增长27.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282.36亿元，同比增长17.7%；地方财政支出6287.64亿元，同比增长30.1%。增收幅度都大于增支幅度，无论原因为何，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似乎政府很在意兜里的钱保持净增态势。

　　特别是，由于各级政府还没有公布足够精细的财政支出的习惯，那么，几宗负面报道就可能使民众的信任感崩盘。而且，多出来的收入不仅去向不够明晰，而且可能转化为更高昂的行政成本，使得体制内部丧失“奖勤罚懒”的基本治理机制。转个思路来看，一方面是社群所得的转移支付增加得不够，存在明显的欠账或亏空；另一方面是政府管理效率缺乏有效的提升激励，两相对应将令社会和谐难度进一步上升，社会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是在财税改革难有松动，社会管理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已有口头共识的社会经济转型可能性将变得更渺茫。必须看到，我国经济领域的转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有关产业要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成本不能由企业家完全包揽，政府也应出台引导性的政策以形成激励相容的大环境。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件勉励、报告督促，却对税负不减分毫，仍要企业早日完成技术升级、产品换代，则无异于开具“空头支票”，无法彰显政府诚信。没有经济转型，也就谈不上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以社会转型的核心城市化而论，要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循环，在产业层次变迁中实现微观个体的社会阶层跃迁，最终优化社会成员结构，根本离不开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提升。无法做大蛋糕，当然无法满足更多的人分蛋糕，更不能保证在一次次重新切分后，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更多的蛋糕……可见，在此情境下，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要实现实质性启动有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