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并在去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角色为国际社会所期待，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也由此备受国内外关注。最近，在中国海南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世人由此便可一睹中国预先展示的外交雄心。　

　　借力新兴经济体

　　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国必须思考和谋划本身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的世界角色。

　　其一是来自体系的压力。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是21世纪初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最大变量。伴随着这种体系结构性的变化，中国面临的体系压力也日渐显现。从宏观的角度讲，国际社会对中国成为一个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从微观的角度看，中国在气候变化、地区安全、世界经济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其二是中国为自己在世界体系中创造一个更加显著地位的动力。这种动力首先是一种大国雄心的逻辑使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但其核心无疑就是一个显著的世界大国地位。其次，随着在贸易、金融、能源、投资等事务卷入世界的不断深化，中国面临一个如何更好地保障、维护和实现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

　　但是，中国不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新兴国家。冷战结束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也获得了巨大发展，在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分量也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发达国家群体相对应的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面临相类似的国际体系压力，类似的国内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决定了各个新兴国家能够在诸如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体制、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表达自身的需求而相互携手。自然而然地，新兴经济体需要形成一个可以相互对话、磋商和协调的机制。

　　显然，中国充分认识到其中蕴含着的重大机遇。对中国来说，消除“中国威胁论”的疑虑，减缓“中国责任论”的压力是实现大国雄心征程中必须予以慎重而妥善处理的战略性问题。单打独斗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几千年以谋略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特点。于是，借力于新兴经济体，把一个更加显赫的世界大国地位的个体追求与新兴经济体的集体诉求相结合，就成为中国实现雄心的重大战略，这在海南的“金砖国家”峰会和博鳌亚洲论坛上得到了初步展现。

　　博鳌论坛正在“走出去”

　　利用东道国的优势，中国力邀南非与会，“金砖四国”实现了向“金砖国家”的华丽转身。综合分析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G20峰会以及利比亚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可以看出，以“金砖国家”为载体的新兴经济体组织化和机制化基本上已是大势所趋。这个趋势为博鳌亚洲论坛发展成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体的另一个版本的达沃斯论坛这个新使命提供了机会。

　　在过去的十年中，一方面，受益于中国崛起和东亚力量的上升，致力于把亚洲推向世界，加强亚洲地区和世界合作的博鳌亚洲论坛在世界声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另一方面，在东亚峰会的复杂演变和亚太经合组织的阴影中，在中美日等大国的复杂博弈中，在亚细安和韩国等国寻求中美平衡的努力中，作为第二轨道的博鳌论坛在推动亚洲区域合作，铸造新亚洲的使命上也面临发展的瓶颈。

　　因此，继续作为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第二轨道的同时，把博鳌论坛打造为推动新兴经济体对话平台的第二轨道是提升其品质和影响力的新途径。博鳌亚洲论坛从2010年开始发布新兴经济体(Emerging Economies)发展年度报告，并首次定义E11国(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的概念。这可以说是博鳌亚洲论坛借助话语权拓展使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2011年年会上，博鳌论坛聚焦包容性发展、新兴经济体和中国“十二五”规划三大领域，其中“对话博鳌：从新成员到推动者的转变”、“包容性发展——健康、有序的增长”、“全球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应对资本流入：热钱与泡沫”、“G20：处于十字路口”等议题更是直接探讨新兴经济体发展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博鳌论坛也有条件成为探讨新兴经济体各种议题的平台。2010年，论坛成功扩充理事会，成员囊括亚洲之外的欧美等区域。在2001年论坛成立的宣言中，明确了不但要向世界介绍亚洲，让世界更加清楚认识亚洲，还要促进和加强亚洲与世界的联系等任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把新兴经济体纳入议题和关注的重点，与博鳌论坛的成立宗旨仍然一脉相承。

　　对中国来说，博鳌作为新兴国家一个常年论坛的永久地址，让中国拥有设置议题和协调议题的巨大优势。在过去十年中，博鳌论坛已经成为中国宣示主张、进行首脑外交及多边外交重要管道。在2008年年会举行之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亚主持了10多场国事活动。今年则在三亚举办世界瞩目的“金砖国家”峰会，以便与会元首随后出席年会开幕式。这样将重大国事活动与博鳌论坛年会结合举办的安排，显现了中国欲把博鳌论坛提升为可以与达沃斯论坛相提并论级别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