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其间，死刑的适用标准再度引发关注。在此之前，借助于药家鑫案、夏俊峰案等影响性诉讼，中国坚定的废除死刑论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舆论再造。他们喊出口号，“废除死刑从药家鑫案始”。但中国的废除死刑运动从来都是“专家向左，民众向右”。在更为强大和喧嚣的民意面前，废除死刑的声音迅即被淹没。

　　其实死刑废除之争根本是个伪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死刑必将被废除，开放的中国也不会例外。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的中国能否废除死刑。应当看到，在我们这个缺乏终极关怀的国度，对多数看不破生死的民众来谈废除死刑，仍然是奢侈的。而如果不能将死刑判处“立即执行”，如果我们认同死刑对某些罪大恶极者仍是一个“遗憾的必要”，那么，严格死刑的适用才是摆在法官案前的焦点和实质。

　　事实上，随着2006年死刑复核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慎杀、少杀”的政策趋向更加明显。如昨日发布的法院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将“加强对死刑适用的指导，统一死刑适用尺度，努力使复核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法律和人民的检验”。而对死刑二审程序，不但要实现全部开庭审理，最高法院还要求应 “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这些表述听来耳熟能详，去年5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被业内人士称为“证据双规”的司法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法机关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再往前推一些时间，也就是赵作海冤狱曝光之后，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还曾专门强调，“凡是案件事实不清的不能定案，凡是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不能定案，特别是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必须实行最严格的办案标准”。

　　司法实践层面的 “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恰可理解为官方对废除死刑论的回应。先通过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来减少死刑，而后再通过修法逐渐减少死刑罪名。不久前刚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就一鼓作气废除了近年来很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可以预料，在死刑立即执行的审核标准提升之后，又将有一批死刑罪名在“极少适用”的现实下，逐步走向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