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指标放缓，又成为了要求政策放松的理由。当凯恩斯经济学派将“熨平经济波动”上升至政府理所应当的职责之时，经济自我调整规律被改变，于是萧条不常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滞胀”。

这一次，宏观政策会不会因为经济放缓而再次转弯？如果再次转弯，前面将极其凶险，那等于搭上了高速通胀的列车，随后便是楼市的崩盘和经济的“硬着陆”。所以，如果政府再度放松政策，大家恐怕得迅速清空手中的楼盘，甚至包括其他人民币资产。

中国从来不会因为紧缩而硬着陆，只有通胀失控，经济才有硬着陆的可能。今天中国经济放缓非常正常，因为当成本持续高企时，经济增长就会自然减速，这是经济规律，对于投入型经济，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发生而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话，要素价格不断上涨（资源、环境、人口），产出是会减速的。 这是经济发生“滞”的逻辑。

这时候，放松货币对于产出的改善是毫无意义的，顶住高企的成本只会使供给面进一步恶化，未来就不会有足够的产品和服务来吸收货币，最终会加深明天的通胀。经济因而也将滑向滞胀的泥潭。

中国今天碰到的问题跟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困境，机理上是相似的。多年持续的货币超量累积了一个很大的经济泡沫，经济成本都上去了以后，创新型和价值型因素没有形成，经济高速是不可能持续的。只有成本下来了，竞争力才可能恢复。

上世纪80年代初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通过大幅加息把通胀和泡沫打下去后，制造了一个小型衰退，然后才有里根的结构性供给疗法的功效。

中国的宏观决策者可能希望在不逆转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正式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包括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如大力推进公屋建设计划，大力推进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建设，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收入，实质性扩大消费的能力；通过减税和减费（特别是减少企业上交的社保费用），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来增强其忍耐通胀的能力。

中国选择的方向没有错。但多目标之间的冲突往往会损害理想宏观目标的实现。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进行，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把它压下去，反过来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企业家精神和创业的冲动这些积极的因素如何能在一个泡沫的状态中培育呢？

中国要避免滞胀的经济结果发生，政策上要尽快实现一个积极的、正的真实利率水平，这是首要的目标，这个拖得越久，损失越大。唯有此，才能实质性地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否则“胀”的压力很难降下来。

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加快供给面的改革：加快居民、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财富分配上的调整，挖掘国内需求；减少垄断、放松行政管制，激发私人部门创新型和价值型增长；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降低过剩储蓄，中国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本身就是经济实现“软着陆”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