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今年3月27日致函银监会，要求其公开自2004年到2010年期间向商业银行等被监管对象所收取的监管费情况和去向。对律师的这一要求，银监会没有拒绝，于5月1日作出了回复，并在6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了收费情况，在从2004年到2010年这7年期间，银监会一共收取监管费385 .69亿元，其中包括机构监管费57 .74亿元，业务监管费327.95亿元。

银监会能够回应公民要求，公开收费情况，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态度，体现了国家机关政务公开并接受民众监督的积极姿态。但是，问题也随之而产生，银监会作为一个依靠国家权力行使强制性监管权力的国家机构，向被监管对象收取监管费，其理据何在？这种向被收取对象收取费用的监管，还能保持市场监管的公正无偏吗？银监会表示，银监会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监管收费属于国家行政事业性收费，银监会所收监管费全部上缴国库，银监会的履职费用通过“中央部门预算”规范程序向财政部申请，不与监管收费挂钩。但是，这种向被监管对象收取监管费的制度安排对于市场监管的公正性、严肃性的消蚀作用，显然是不可小看的。

金融市场为什么需要监管？这是因为在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基本建成以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小金库”角色变身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人”，追逐商业利润成为它们的最终归依。但是，如果对商业银行这种“经济人”角色不加以规范，它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出现“狼性”，从而破坏市场的秩序，损害客户利益，由于金融市场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占有特殊地位，因此商业银行如果过度追逐商业利润，还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国家设立监管机构，是为了利用国家的强制管制力，对商业银行在经营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破坏市场公正、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进行规范。但是，如果监管机构向监管对象收费，这就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利益纽带，在金钱这个杠杆的作用下，监管就会慢慢地向势利的方向靠拢，从而使监管变味、扭曲。

银监会当然会否认这种市场逻辑，他们会斩钉截铁地说，银监会的监管不会因为向监管对象收费而有所放松，或者有所偏向。但是，看一看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再看一看银监会对其的监管力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收费式监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市场监管本应发挥的作用。在前两年为抗击金融危机而实行适度从宽货币政策的时候，商业银行出于追逐贷款利息的自我需求，使信贷规模出现了大规模突破，导致市场很快出现过多的流动性，房价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快速飞涨，国民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银监会却未能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当然这其中或许有受到当时宏观政策的影响，但收费式监管导致银监会与商业银行产生了太多的“共同语言”，绝对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商业银行的日常经营中，对小客户的乱收费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根治，银监会对此也很少有所作为。

银监会在回答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证监会、保监会成立后均实行了监管收费制度，因此银监会的收费可以使三个监管机构的做法保持一致，避免部门间的政策差异。银监会的这个回答表明，市场监管实行向被监管对象收费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它正好说明了我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的漏洞。我国证券行业、保险行业尽管按照两个监督机构的说法是越来越规范，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一直表现得很薄弱，看来也可从监管收费这种制度安排中找到答案。证监会、保监会不可能向作为个体的股民和保户收取费用，自然也就没有了保护他们利益的原动力，而当他们笑纳证券机构、保险机构交上来的监管费的时候，他们的监管力度到底还能有多硬，自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银监会和其他一切市场监管机构，都是政府机关，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管理。有人说，这种监管需要产生费用，因此他们可以向被监管对象收费。这种说法混淆了政府机构与一般商业机构的不同之处，政府机关本身不是商业机构，维持它运转的费用只能来自税收，而不是另外的收费。如果政府机关因为行使了监管或者服务职能而要收费，那是把自己降格成一个商业机构了，“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必然会削弱政府职能的行使，对于像银监会这样的政府机关来说，也就意味着它的市场监管很容易成为“看菜吃饭”的选择性监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