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每每官方提及“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多是对民间喊话。如今，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中央企业也被迫开始走出“大干快上”时代，面对“调结构”的关节点。据报道，8月份以来，国资委连续召开会议，认为国内外因素决定央企今后进一步扩张的余地有限，因而需要探讨加速央企内部资源整合方案。

　　传统上，由于央企多占据优势产业或产业上游，往往对“调结构”压力后知后觉，因此，此番报道或正暗喻国内各产业和各企业都将进入形势严峻的转型时代。不过，笔者以为，我们还要特别留意央企进退之间的教训。尤其是要当心行政力在操作央企扩张之后，再次主导央企调整，导致央企旧病未愈，又添新疾。

　　央企收缩的背后是过去几年的超高速发展。在信贷流动性扩张的大背景下，中央企业借助机遇迅猛扩张。据国资委统计，2006-2010年，央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近10万亿元，并购重组各类企业达2200多家。通过资产扩张，央企不仅规模大增，更为重要的是，有关企业内部资源结构和经营形态发生了质变。以前，大多数央企业务单一，而现在，几乎所有央企都涉及多元化经营，甚至相当部分央企尝试了产融结合，更有甚者，还组建了有模有样的“金融控股集团”。行业的多元化辅之以金融功能支持，在顺周期时期为这部分央企带来了更大的财务杠杆，提供了更丰富的金融资源，这些企业如虎添翼。

　　但在贪大求全的同时，这些功能驳杂的中央企业却未真正享受到协同效益。这事很容易想明白：一个冶金为主业的集团设立面向个人客户的证券、基金平台，对主业能有什么增进？这种盲目膨胀是典型的数量扩张。无非是机会导向使然，企业经理人不舍得错过“做大”机会，于是在一次次光吃进不消化的过程中反复做大，最终错失专注并做强的机会。

　　央企盲目多元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己和自己打架。据国资委方面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40余家央企控股的110多家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同业竞争，这些企业约占央企上市公司总数的三分之一。可想而知，都是国字号，都是体制内，都在向主管部门要政策。久而久之，作为最大“国资控股公司”的国务院国资委唯有和稀泥一途而已。

　　可见，央企如今选择向后转、做减法，是矫枉必过正的直接反映。科斯在《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论文中已经指出，企业组织的设立不仅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选择，企业也存在一个合适的边界。这意味着，企业并不适合无限制做大，规模扩张并不总能维持起码的边际效益。反观现状，央企的跑马圈地既招致了侵占民企发展空间的指责，又要承受在快速发展后，受制于经济大环境而不断做资源整合的痛楚。

　　特别就产融混合而言，笔者以为，我国并非不可做金融控股集团的尝试。但这以金融集团做先行先试更为合适，特别要讲究业务基础和市场经验。我们讲了好多年要警惕产业和金融捆绑造成日本式的“大企业病”，但到了现实中，有关部门还是架不住强势央企的软磨硬泡，开了一个个口子。生一堆孩子容易，掐死一个难，在日后一次次市场洗礼中，一个个“小巨人”又都要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型、转卖，这不是折腾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