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长沙县，教师工资单上有一项固定扣款，名曰“捐款”。据部分教师介绍，这项捐款叫“一日一元捐”，即一天捐一元，一年就是365元，去年提高到400元。长沙县所有中小学都这样收取，而且进行了很多年。长沙县慈善会会长彭三明解释说：教师按道理是觉悟最高的，思想境界也最高，不该在乎这三四百元钱。

　　这种“一日一元捐”当然不是捐款，而是摊派。一个乡镇教师月工资也就几百元，平白无故地少了几十元，他们能无动于衷吗？摊派能进行很多年，实在是因为教师敢怒不敢言。会长认为教师“按道理觉悟是最高的”，这意味着，不出钱就觉悟不高，也就不配当教师——明里是给教师们戴高帽，实质是威胁。当地政府正是凭着这一“杀手锏”，逼教师们就范。

　　“杀手锏”的威力来自公权力。“扣捐”完全是政府行为，民政局出主意给县政府，县政府布置教育局，教育局命令各学校执行。依附于行政权力，与行政权力牵扯纠结，这是官办慈善的典型特征。

　　“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慈善丑闻被曝光后，公众对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度降低。业内人士表示，慈善组织的问题早就存在，而且不断恶化，这次只不过是一次总爆发。这些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慈善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就是慈善官办。

　　慈善官办，使得慈善组织的机构设置、管理模式、办事方式，都明显行政化、官僚化。慈善组织被纳入事业单位编制，负责人由主管行政机关任命，享有行政级别和相应待遇；工作人员多“参公”管理，待遇有财政保证。这种体制性弊病，使得官办慈善组织缺乏工作动力；一旦开展工作，必依赖政府配置资源，以行政化方式进行活动。而一些地方政府，很多事情往往要用慈善的名义来办，所获得的捐款捐物是用于解决政府的问题。这进一步加深了慈善组织和行政权力的关联度。

　　据媒体报道，3月至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郭美美事件”后，6月至8月的受赠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长沙县的“强捐”事件表明，官办慈善要得到捐款，依赖的就是行政权力，而在中国，很少有权力办不到的事情。

　　长沙县的“强捐”事件并非个例。有调查显示，广东省内揭东等30多个地区的教师及公务员通通“被捐款”，款额少则50元多则上千元，而大埔等贫困县，除了教育、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都是强捐的重灾区。广东省副省长刘昆就批评“建议捐款”、“号召捐款”、“向领导看齐捐款”等多种强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