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惟一比较顺畅的通道。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到武钢徐武案，从工信部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到铁道部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置，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正如微博网友“梦里惊闻”写道：“如果把政治比成动车，那中国政治就是D3115；如果把民意比成动车，那中国民意就是D301。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这两趟动车的乘客。”

　　借助互联网，民意和民怨呼啸而来。在民怨和改革赛跑的形势下，我们尤需提防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否则，发生信息阻滞、信号紊乱和局部运转停顿，这是谁也不愿看见的局面。

　　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均高于70%）；但中国的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

　　4.85亿网民中，只有一部分人发帖、回帖，上微博、发微博的多一些，也不过1.95亿，占网民数的40.2%，占全国总人口的14.2%。就是说，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有一二成的中国人。但他们通过新闻跟帖、个人博客、BBS特别是微博客，随时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在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了“公民报道者”以及掌握极大话语权的民间“意见领袖”。互联网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发声平台。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登录后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