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加入WTO，与1911年辛亥革命，1949年建国和1978年改革开放一样，均应被视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大事件。如果没有加入WTO的这10年，中国经济不可能走这么快。

　　市场化的红利快被我们吃尽了

　　作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国加入WTO，加入了世界贸易俱乐部，一方面给中国引来了外国资本和技术，加上国内市场经济的自发成长，在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的禀赋条件下，开启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使中国经济每年都有接近乃至超过10个百分点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加入WTO后，按照全球的规则来运作，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结果，在过去的十年中，改革和开放表现出来是一个二者相互促进的同一个过程：一方面，中国经济内部的市场化支持了对外开放和强劲的外贸出口，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加入WTO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这才有了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由此看来，1978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要归隐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这也证明了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允许市场交易，民营企业发展起来，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经济的内部的市场化；而加入国际分工，则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整体的市场化。过去30多年尤其是加入WTO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被归结为我们“吃了市场化红利”的结果。

　　但是目前我们将面临的尴尬是，经济市场化的红利快吃被尽了。

　　中国GDP增速将慢慢下行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这场世界性经济衰退看来不是个短期现象。虽然欧美经济不会二次探底，但它们复苏之路还将是个漫长的过程。这次是一个长萧条，至少需要5至10年。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欧美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5到10年不能完全复苏，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可能已经到了顶峰，至少再像过去10年那样每年都有20多个百分点的增长已经是不可能了。即使乐观一点看，单月外贸出口不大可能会超过2000亿。这意味着靠外贸出口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这并不否定过去的10年的辉煌，更不能丝毫怀疑加入WTO给中国内部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加入WTO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

　　不过，接下来10年就我们将面临着一些巨大的挑战。外贸出口到了顶峰，2009年以来所启动的一轮大规模的以铁公基建设为主干的投资也开始放缓。这样一来，在推动GDP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只能期待消费能高速增长。但是，多年来，中国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而居民收入占GDP和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又怎么期望能靠启动居民消费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目前基本格局和趋势是，居民消费在相对萎缩，只有政府消费在猛增。

　　这就好像一架巨型波音747的4个发动机一样，净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有些动力不足了，只有一个发动机在轰鸣，那就是只有政府在拼命花钱，你说未来中国经济危险不危险？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是自然结果，这并不可怕。我们所要担心的，不是经济增速的自然下滑，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不可能永远地长期高速增长，而是在目前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下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可能会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目前我们所要真正担心的是，2008年之后，这一波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铁、公、基"建设投资所推动的，而铁公基的投资，主要是由各级政府和国有部门的贷款所支撑。简单来说，是靠银行贷款推动了过去两三年的经济增长。但贷款是要还的。如果贷款给盈利的私有企业，只要企业盈利，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贷款大部分贷给给根本不盈利乃至压根就没有任何盈利的政府基建项目，地方政府加上国有企业二十几亿甚至更高的负债，怎么还？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这个问题还不怎么暴露出来。如果基建增速一下滑，经济增速整体放缓，资产价格会下滑，一些巨大项目的贷款还不起了，资不抵债，信贷泡沫就会戳破，金融系统就会出问题。这就和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和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金融系统会突然断裂，最后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好像还没认识到，好像还是只看到一些表层和短期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恢复信贷市场的均衡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控制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从根本上来说，要制止和约束住各级政府像一个抽鸦片的瘾君子一样的无限投资冲动。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这就要求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地疯涨了。这也进一步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既然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应该在基本国策上把经济对高涨与衰退冲击的反应留给市场，留给民间，而不是靠政府统御市场和政府部门不断扩张来应对。在财政政策上，要减税，把利润留给中小企业。减了税，企业才有竞争力；还特别要考虑采取增加居民收入的一些措施和政策，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了，居民消费最终才能增加，中国经济增长才可期是长期可持续的。

　　在货币政策上，现在似可考虑把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降下来，而提高基准利率。法准金这么高，利率这么低，货币供给这么紧，而货币需求则这么旺(主要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贷款动力和需求这么高，而民间和民营企业则很难拿到贷款)，货币市场焉能有均衡？目前的高利贷，是央行这种畸形甚至荒谬的货币政策的一个自然结果。

　　道理非常简单：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供给等于需求，市场才均衡，经济才是稳定的，才能"健康地"增长和发展。货币市场也是如此。在货币市场上，准备金率是调整货币供给的，利率则是调整市场需求的。利率高，贷款需求就减少；利率低，人们的货币需求就旺，就想多贷款。2011年以来，法定准备金率被央行调到21%以上了，货币供给则压得这么紧，而另一方面利率则人为压的很低，货币市场和金融体系内部会就出现了高度失衡。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压的这么低，存款是负利率，而目前的基准贷款利率也低于自然利率(资本的平均回报利率)很多。这意味着谁贷到款，即时谁就赚钱，贷款需求还不高？房价还能降得下来？货币供给这么紧，需求又这么高，货币市场极度不均衡，结果就是全国普放高利贷。

　　但看来目前央行和政府的难题是，提高利率很困难。在过去几年中，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都到了地方政府和各种国有部门，基准利率提高了，譬如提到10%以上，许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就要破产了。结果，目前在中国的信贷市场上实行得还是双轨制：商业银行的贷款是央行的"计划价格"，民间和"影子银行"的贷款实行的则是"市场价格"。这和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的生产资料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双轨制是一样的。

　　加入了WTO是好事，但在政府统御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畸形的市场机制。这是当前中国社会中许多经济问题根本之所在。

　　需要政府决策层有尤利西斯那样的智慧

　　上周五，我邀好友李炜光教授来复旦做了一个公开讲座，我主持并做评论。他在讲布坎南(James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税收宪政理论时，讲到了荷马诗史中的尤利西斯与海妖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乃至在靠银行信贷发展经济的施政导向上，政府应该学学荷马诗史中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为了抵御海妖的诱惑，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最终战胜了迷人的海妖之歌，通过了魔岛。在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疯涨而且越增长越不够的情况下，在政府征税和花钱上越来越上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正像尤利西斯故事中的一些船长要把我们的航船驶向那个海妖的魔岛一样。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决策层中有尤利西斯那样的政治家，那样的觉悟，来让人民绑住自己增税、花钱的冲动和欲望，只有这样，中国这艘巨轮才不会在未来触礁、不会出大问题。

　　但在目前中国，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尤利西斯？能学尤利西斯那样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自愿绑住自己？难道中国非得有大危机，才会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