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写好了张培刚大哥六十多年前的旧作重印的序言,正要回到自己的《经济解释》的卷三第六章,却收到不少朋友及读者提到该《序》最后的一段话,是炎黄子孙的内心共鸣吧。我本想大发一次牢骚,但历来对歧视问题淡然处之,或鄙视也。这一次,我想到不久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话后一位坐在前排的教授提出的一个问题,也牵涉到歧视。当时我作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讲话,累了,忙顾左右而言他。后来想,自己在中西双方的学问上走了那么多年,学术歧视这回事我是满有资格表达一点意见的。《再为大哥序》引起反响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炎黄子孙在西方受到歧视有些属咎由自取,有些怎样也说不过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认为那所谓祟洋媚外,或炎黄子孙喜欢把西方的名校大师之见看作高深学问或不敢贬低,可能是在西方饱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学之外的。我说过,中国三十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而劣策则全部是进口货。我对西方经济学不以为然的言论说得多了,这里不再说,但希望大哥的书这次重印,可让同学们知道从中国输出求学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因为经历不同,际遇有别,在经济发展学而言,比起西方是远有过之的。」

　　我在中山大学讲话后那位教授这样问:「今天内地的大学只聘请从西方回归的,而大学教师要升职没有喝过洋水机会甚微,你怎样看这些现象呢？」我早就知道这些年在内地的大学任教职没有喝过洋水属次等国民,而文章能在西方的学报发表彷佛入住五星宾馆,内容全是废物也举为上品。我熟知的经济学的确如是,其他的学系我既不知也管不着。不是老外歧视你,是你歧视自己。老外歧视你是他们的无知,你歧视自己则是崇洋媚外,悲剧也。学问的追求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几天前我用电话从一家拍卖行投得一本一七九八年在英国出版的译名为《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书,因为知道乾隆皇帝当时歧视英国人于极端,称他们为蛮族(barbarians),我要读读当时的老外怎样看中国。炎黄子孙崇洋媚外应该是乾隆之后的事:鸦片战争打人家不过,跟着人家一把火烧了你的圆明园,用不着等到八国联军了。被西方歧视不难理解:鬼叫你自己不争气。歧视自己是另一回事。

　　我是懂英文的,四十年前的水平跟今天的中文水平一样。然而,三十年来我转用中文下笔。西方的朋友不仅有微辞,有些甚至说我放弃了学术。使我不快的是一些中国血统的学者朋友也那样说。几天前收到一位当过多年诺奖委员的瑞典朋友的电邮,说他听到我在学术上增加了产量,不怀疑有深度与创意,但不以英文下笔是太可惜了。我的算盘打得清楚:如果我的文章对社会真的有点贡献,为中文读者下笔其贡献会较大。至于翻成英语,到我的智力明显地衰退了再考虑吧。不翻也无所谓,因为只要斤两足够,有互联网的协助早晚会打进国际去。

　　中文是一种上佳的语言。昔日的大缺点是不能打字,但今天以电脑打字比打英文还要快──虽然我自己还是用墨水笔爬格子。英文也是一种上佳的语言:它的主要缺点是难学。中、英二文要学得到位皆不易,但初学入门中文因为没有什么文法(尤其是不需要学动词的变化)及字汇少很多,远比英文容易学。我反对崇洋媚外的那种学术歧视,认为学术文章只要内容斤两可观是中是英无所谓。但我也认为中国的学子一定要学好英文。太多的重要论著是英文的,翻译不容易翻得可靠。何况地球正在一体化的今天,懂英文有大着数。不仅要懂,也要写得、讲得象样。不是那么容易,下两年苦功吧。一般而言,这两年苦功的收入回报率会比任何其他知识投资为高。

　　学好英文不是崇洋媚外,而是面对地球一体化的发展,中、英兼通是好投资。今天无数的西方孩子学中文,他们的父母看得准吧。我推断,本世纪中期的世界会是中、英双语的世界。但我反对不以英文下笔算不上是学术这个流行的看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有些思想了不起的人对语文的操控不是那么好,尤其是一些中国学者难以英文下笔。但学问是思想的事,用哪种语言表达不应该左右着思想的发展。其二是中文的确是好语言,可以表达得清晰。苏东坡的传统说不得笑。我不是什么语文专家,但认为人类只有两种语文根源是上佳的:一是拉丁文,二是甲骨文。

　　说过无数次,我认为数文章、论学报这种学术评审制度是悲剧。是从美国搬来的,但今天很多人不知道,越战前美国的大学可不是这样算。科斯一九六○年的大文发表于籍籍无名的《法律经济学报》,只印制了五百本,足够。科斯其他的数十篇文章可以报废而对他名垂千古不会有半点影响。学术的发展要博大文,而大文的试金石是传世时日的持久。今天发表,明天没有人记得,是浪费了纸张。

　　我不仅反对以数文章、论学报等准则来排列学问的高下,不仅反对只算英文不算中文,也认为完全不发表文章可以是重要的学术大师。不久前给巴泽尔一封长信,论及大家认识的经济学高人,我直言可以拿一百分的只是戴维德。已故的戴老当年是芝加哥学派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大教授,令人高山仰止的,但就是不喜欢发表文章。他主编过几期的《法律经济学报》是古往今来经济学报中重要文章最多的。戴老当年对我说:「很难找到值得发表的文章。你不要写不值得发表的。」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是我经历过的学术气氛最浓厚的日子。那是英国早期的传统。后来的不幸转变源自越战,我解释过了。解放前的中国,蔡元培的日子,有几家大学也有这样的味道。今天,中国的大学是从弄坏了的美国制度抄过来,抄得不伦不类,加上政治因素,人事关系,师薪低下,外快盛行,要改革可真不易。我那个在美国做大教授的外甥,研究细胞卓然有成的,说从中国到美国学生物的不少学得有看头,但没有一个愿意回国,理由是政治因素与人事关系他们应付不了。

　　我对在美国教过我的师友说过不少感激的话,都是衷心的。但奇怪,虽然我知道有种族歧视这回事,也感到像阿尔钦、弗里德曼等大师的智慧与学问使我见而生畏,但从来没有觉得我会永远地比不上他们。我也没有觉得有一天会在他们之上。我当年的感受,是他们既然乐意教我,我要学他们的思考方法,要找寻他们的思想深处,然后走自己的路。我也认为要改进他们教我的不会很困难。从改进老师教的这个狭窄的角度看,青出于蓝是理所当然的事。天下的学问广阔无边,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去处,比较高下是无聊的事。当然,有些人蠢得无可救药,或品味尘下,或毫无灵气──这些人不宜做学问,但兴之所至,趣味所在,做学问是自由的选择,我们还是应该鼓励的。

　　我为自己的兴趣做自己的学问,你歧视我是你的蠢行为,与我何干哉？不少朋友说某某人抄袭了我发表了的思想,但没有提到我。我不怀疑这些行为存在,也不怀疑歧视的因素增加了这些行为,但有什么打紧呢？发表了的文章不可能没有日期,不管用什么语文表达,是谁抄谁的早晚有人知道──除非被抄的思想无足轻重。

　　中国人被外人歧视是不幸的,不难明白,但只要国家能富强起来,炎黄子孙可以在地球上高视阔步地走,这种歧视会自动消散。我因而认为在学术上我们今天见到的中国人歧视自己是远为严重的不幸。在学术发展上,目前中国的大学制度不大事改革不会有前途。这改革难度高,而如果歧视自己的意识继续存在,这改革是难上加难了。看不起自己做什么事也举步维艰,何况是学术这种需要不断地拼搏的玩意。

　　中国的孩子聪明西方早有定论:孩子的智商比赛中国血统的历来名列前茅。中国的学子可以苦读也早有定论:考试成绩骄人是众所周知的事。但在学术发展而言,这些都不大重要。重要的是想象力。论想象力,中国人了不起。我的主要证据是中国的诗人写出来的作品变化潇洒,比喻联想新奇。外国的诗人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西方的诗人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但论想象力,中国人胜出是没有疑问的。当年在美国我以想象力知名行内,尤其是那篇关于中国旧婚姻的文章。不管是好是坏,西方的学者写不出这种作品。文化不同,优势有别。

　　温家宝先生说恨不得中国能有像不久前谢世的乔布斯那样的人。我认为不仅没有,而且在目前的局限下不容易想象有。最近读《乔布斯传》,认为他的个性不值得我们羡慕。他不是个我希望交为朋友的人。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会产出一个乔布斯。商业科技要有大成不一定要走乔布斯的路。我不否认乔布斯是个天才,但天才的类别多得很。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产出与乔布斯分庭抗礼的另一类甚至多类的商业与科技合并的天才。我也相信在学问上中国人可以走得很远。科斯与阿尔钦甚至认为中国人的天赋较高,机会相同学问会做得较为优胜。可惜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看来是基于一个炎黄子孙只有次等脑子的谬误。处理的方法因而是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