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有种流行看法，认为一国在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时，存在一个很难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分析人士据此提醒中国要防止跌入这一陷阱，特别是在谈及收入分配或改革困境时。

　　世界发展，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规律吗？

　　“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2006年最先由世行提出，其在当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针对东亚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提出了这一概念。“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涵义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故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一些学者据此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主要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相关分析认为，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全世界大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只有不到10%成功跨过了这一陷阱而晋身发达国家，其他多数国家则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边缘；更有甚者，一些曾短暂跨过该陷阱的国家，也因某种原因又重新跌入，直到今天难以自拔。有分析认为，上述情况源于经济快速增长积累的矛盾易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难以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系统性风险，导致经济大幅波动或停滞。

　　笔者对此不甚赞同。目前成功晋身高收入的发达经济体主要有两类：一是欧美等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这类国家占有工业化先机和优势，兼具殖民条件，其主导和制定了现有世界的多数规则，是当代发达国家的主体；二是日韩等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它们能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除自身发展战略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冷战背景。日韩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当时处于冷战前沿，得到了西方阵营的扶持，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同为“发展中”状态的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没能起飞的重要原因，即没有这一特殊政治地缘“优势”。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是以人均国民收入为衡量标准的，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跨过了这一“陷阱”。而事实上，人均GDP高低既与经济总量有关，也取决于人口规模这一分母。所以，那些既缺乏特殊成长背景，又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跨越“陷阱”的难度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如果GDP增长建立在人力资源提高和生产技术及组织机构效率改进的基础上，自然很好，但若以消耗资源环境、剥削劳动者为代价，则意义不大，因为它削弱了该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样的GDP，即使一时很高但终究不可长久，最后还是会跌下来。

　　所以，将“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简单套用到中国，以此来说明或解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是要小心的。今日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且这种转型是一种双重转型，即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传统农业型社会向现代工业型社会转换。

　　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伴之以改革进程。而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地缘政治，中国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崛起的进程必然面临远比二战后细小经济体或早期工业化国家更为复杂的环境。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仅简单地套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说法，不仅无助于冷静理性地判断当下中国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外部环境，反而可能“削足适履”，贻误战机，错过发展机遇。比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中国就更是一个改革问题。三年前，有关部门就提出要制定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最近被列入今年必须完成的几件难事之一。这里的问题在于，调整分配格局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很大阻力。

　　尽管如此，“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也非全无意义，其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尽管30多年的高增长已使我国进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此后的现代化进程将更为艰难，要从中等收入水平迈向高收入阶段，我们除了要继续集聚财富实力，更要在平衡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更好地平衡内部增长，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平衡，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