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馅饼”还是“陷阱”？

　　世界银行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攀上中等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的平台后，会面对两难局面。一方面是工资水平提升后，失去了低廉劳动力价格的优势，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另一方面是尚未有足够实力，在尖端技术研发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两方面的夹击会形成“陷阱效应”，中等收入国家因此会面临经济增长的停滞期，并可能长期走不出来。

　　这一概念，对理解和总结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有帮助。例如，许多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出现长期停滞和社会动荡，就被认为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也被看作是一个案例。

　　但对中国来说，这个概念具有复杂性。首先，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刚好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间。中国2010年GDP大致为40万亿，按世界银行标准计算，当年中国人均GDP为44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然而，由于时间上的巧合，事情变得有点尴尬：中国在迎来中等收入之际，也就是迎来中等收入陷阱之时。

　　概念的复杂性产生一个问题：中等收入是一个馅饼，还是一个陷阱？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我们曾对中等收入的馅饼满怀期待，结果到手之后发现不过尔尔。我们刚刚摆脱低收入忧虑，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没能完全摆脱低收入的忧虑，紧接着就发现中等收入将是更大的忧虑。这叫做“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争论与反思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引发了关于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的反思，这是它最积极的一面。2006年以来，这一概念进入中国，并在学界和决策层中加速流转。与此同时，中国内部正出现对自身发展状况与路径选择的自我反思浪潮。“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出现，带来了新的视角，为这种反思加上了颇有分量的砝码。大体上说，反思性讨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是主流观点明确接受“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相应地也就认为，中国面对由此带来的挑战。例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近日在《财经》杂志上撰文，强调中国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取决于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报告撰写人也明确认为，中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此外，2011年9月，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访华时表示，世行正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财政部沟通、合作，将以自己的经验，帮助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有趣的是，来自海峡对岸、曾任台湾《经济日报》总主笔的马凯却对“中等收入陷阱”大唱反调。不久前，他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尖锐批评说，“正当廉价劳动相对优势日渐薄弱需要百般呵护之时，‘中等收入陷阱’之说一出，学者与官员反而百般推高劳动成本、恶化经营条件，直欲将加工出口业乱棒打死，追求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社会分配，甚至回归国有重工业等奇谋怪策而自乱阵脚”。

　　马凯的观点几乎是唯一的反对声音。然而，正是有了批评和反对，讨论的焦点才变得清晰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主张有“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定主张结构转型，也即要改变此前过分依赖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战略。而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则是意图肯定本有的相对优势，并帮助它们如出口加工企业等找到新的相对优势，继续发展。

　　这就涉及讨论的第二个方面，即“中等收入陷阱”具体有什么表现，以及避免陷阱的发展战略选择。2011年9月份，《光明日报》组织了三位专家详解“中等收入陷阱”，他们的意见比较集中，也有代表性。其中，郑秉文概括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表现，它们分别为：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人口陷阱、捧杀陷阱、民主陷阱。十大陷阱摆在这里，有点像十面埋伏，感觉一路惊疑四起，危机重重。但这种大包围式的表述也有好处：基本上所有的弊端都被涵盖进来了。

　　然而问题在于，越是罗列各种可能的障碍、风险或弊端，就越是发现：所有这些现象都包含了复杂的相互缠绕，很难理出因果关系。而对如何解决缺少清晰的政策议程，可能是有关的讨论中最不足的一环。

　　中国面临的两大陷阱

　　在我看来，如果要认真深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不应局限于世界银行专家的一般性定义，而要更仔细地辨认中国自身的特殊境况。这里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体制问题和环境问题，理由很简单，它们是中国特有的。但是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还很不充分。为了论述方便，两个问题分开来谈。

　　中国体制的特点，主要是一党执政，行政集权，单一制，公有制，以及强国家、弱社会。无论是拉美还是东亚，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跟中国相像，更没有这么庞大的体制规模。苏联东欧集团已经解体，古巴、朝鲜等国暂不讨论。那么，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中国是唯一的，带来的问题也是全新的。

　　中国体制的特点，决定了它的优点：例如，决策高度自由，资源统一调配，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这是一种全能决策者与全能管理者的模式，实践证明，它在实施目标明确的赶超战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推行以政绩为导向、以职位晋升为激励的GDP竞赛，大型基建项目快速上马，城市扩张，特定产业扶持，重大政策如国企改革的快速实施等方面，表现出色。

　　现在的问题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已经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必须在发展战略上创新。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意味着曾经作为赶超目标的发达国家失去样板作用，后发国家更加需要创新。于是要问，我们体制的特点，在推动创新方面仍具有优势吗？

　　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引起广泛忧思。但是，至少有三种病征已越来越明显，倘若不能解决，即构成“体制陷阱”——一是管理负荷过载，引发体制疲劳甚至功能紊乱。原因很简单：全能型政府要求什么都管，而社会发展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于是管理清单越来越长，管理部门越来越膨胀。这势必导致决策质量下降和管理效率下降。还要特别指出，在网络社会条件下，信息高速流动引发广泛的相互作用，各种问题同步呈现，偶然性与风险大量增加，管理部门的回旋余地大大压缩。所有这些，都使体制疲劳综合征日益加重。

　　二是体制的吸纳功能和激励功能趋向枯竭。全能政府要管很多事情，压缩体制外空间，社会的自然反应就是人们争相涌向权力部门和管理部门，力图跻身于体制内。这方面，典型现象就是大学毕业生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矛盾在于，体制的吸纳空间已经不敷应用，并没有那么多岗位编制和那么多晋升机会，可以满足汹涌而来的年轻一代。许多人以事业编制或其他变相名目，沉淀在政府部门周边轮候名额，加剧公务员考试的竞争难度。大量的半政府机构、准政府机构人员不肯离开体制，成为体制冗员和财政包袱。为了腾出职位，必须刚性实施退休制度，多年下来，便积累出数量庞大的必须由体制供养的离退休人员。

　　第三个病征是引发社会不公平。这仍与体制的激励功能困境有关。如果体制内激励不足，会引发广泛的贪污腐败，无从收拾。而激励过当(例如三公消费)，则引发社会不满，政府公信力下降，无法在公平公正问题上服众。

　　三种弊端一直都有，只是于今为烈。在政府投资、大项目拉动、GDP竞赛的阶段，这些弊端容易被掩盖。只要GDP上去了，其他都被容忍。但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创新，体制弊端对于创新的束缚作用，就会日益暴露。没有空间，没有人才，没有公平竞争规则，创新不会产生。

　　与所有其他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相比，中国还面对特别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他国家当然也有环境问题，但中国的压力特别大。

　　首先，中国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常骄傲地说，自己用几十年时间跨越了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时间走过的路。但以同样的逻辑来看待环境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以同样的高速度对环境造成了大规模的污染和破坏。环境危机在中国的广度、深度和烈度，也是大多数中小国家难以比拟的。其次，经历高速发展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迫使中国在全球层面上必须带头接受高环境标准，承担巨大的环境责任。这种近乎难以承受的角色，也是中国独有的。

　　因此，与其他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同，中国自身面对的第二个独特问题，是环境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国家都走过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中国也曾经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这个路子已经不可能继续往下走，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

　　目前污染已较为严重，倘若不加快发展，哪里有足够的资金、知识和技术去治理污染呢？但另一方面，再这么发展下去，损害将不可逆。实践中的种种纠结，就姑且称之为“环境陷阱”吧。中国很大，中国每十年的发展，都深刻影响和改变全球环境。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看，如果赚到的钱还不够看病，那么家庭和个人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算赚到了高收入，还有意义吗？

　　两项值得关注的改革

　　通过经济发展，我们获得了中等收入(人均意义上)。通过“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我们看到了中等收入的后果与风险。这证明了当代社会理论的一种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果的时代”，我们面对的都是自身行为的后果。

　　改变后果有两种路径。温和路径是将原有的行为方式继续延伸，并设法使其密集化而克服不良后果。通俗来说，这相当于强化体制以克服体制弊病。但是我主张激进的路径，即在原有的方式之外，释放或者激活一个对立项，通过两者的张力产生创新，纠正原先的后果，导向更优的未来。

　　以此思路，可考虑两项改革。第一，将社会作为全能政府体制的对立项，予以激活。这里讲的社会将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资本、社会运动、社会传统、社会空间。第二，将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对立项，予以激活。这里讲的环境保护，包括一切有关的力量，如环境规制、环境科学、环境保护的部门与组织，甚至包括一切形式的环境抗议运动。在这两个方面的对立与张力中形成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才能帮助我们实现更有意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