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场合，年逾八旬的经济学家吴敬琏都会提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

　　他认为，增长模式的转变，从“九五”规划就正式提出，到了“十二五”期间仍然是发展的主线，究其原因是体制性障碍。

　　5月20日，在深圳举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上，吴敬琏再次提到这一观点，并且用经济学观点解释了为何要转变，如何转变。

　　吴敬琏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症结和根源都在于中国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

　　改革开放后，用出口的需求来弥补投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内需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到了本世纪初期，出口导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如，资源匮乏、环境污染、货币超发，逐渐地出现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大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所有这些问题都使中国一定要下定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增长模式转变从什么转向什么？吴敬琏表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用“索洛余量A”（SolowResidualA）来解释，即，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不是来自投资，而是来自效率的提高。所以，增长要从依靠投资转到依靠效率提高。

　　吴敬琏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浮财”已经挖净，“傍政府、赚快钱”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今后，效率提高要靠原创性的创新。企业要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各方面提高效率。

　　企业创新的动力来自何处呢？吴敬琏引用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的一个观点，即对于激励的要点在哪里？要点就是要让一个个体或者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否则，企业或者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

　　吴敬琏表示，最近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做“慈父主义”。这样不仅害了这个企业，而且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的企业，政府或许扶起来一个企业，但是扼杀了成百上千个企业。

　　最后，吴敬琏引用北大教授周其仁的话说：“为什么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原因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政府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知道未来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所以政府要去指定一个产业发展方向，指定一个技术路线，失败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手让千家万户的企业，让千百万人去探索。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