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资14亿美元扩建的流光溢彩的机场，52亿美元的高铁建设以及三星计划中的70亿美元的电子工厂，无疑显露了古城西安在经济上的雄心。放眼望去，杂乱的建筑塔吊、笼罩在工业烟雾中节节拔高的大楼，一切都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仍是中国实现增长的主要途径———这条路中国已走了30年，可能今后几十年还会走下去。

　　中国一再谈到调整经济、恢复平衡，避免国内外风险的冲击。但中期而言，中国唯一真正的调整是地理上的———把基础设施投资向西转移，复制过去30年沿海收获的成果。这可能引发担忧，让投资者困惑，因为他们期待中的再平衡是快速转向由消费拉动增长，就像发达经济体那样，而不是再搞20年的内陆基础设施建设。

　　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靠的是北京有意识地完善可减少农村贫困并巩固权力的城市发展模式。这包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过去10年来中国一半增长都是它推动的，其间积聚了庞大外汇储备，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增长的最重要推手。实际上，快速城市化是西安和许多类似的城市维持足够增长率、使共产党实现提高穷人收入和取得社会稳定的唯一途径。

　　不过，维持投资支出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组织所担心的中国国内经济失衡。世行数据显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对建筑、道路、桥梁、铁路、机场、工业设备等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从2002年的36.3%升至2010年的45.4%。以前从未有像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如此长期地维持如此高的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穆塔扎·赛义德表示：“我们担心的是这部分产能如何吸收。若不能进入全球市场，就只能在国内吸收，或成为不良贷款。”

　　对那些担心中国快速城市化是危险的不平衡发展的人来说，关键是可持续。当投资猛增时，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02年的59.6%降至2010年的48.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川认为，这种明显不平衡的发展恰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潜力所在。上一次以如此失衡方式发展的大经济体是美国———现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投资者来说，关键问题是北京如何驾驭发展支出再持续20年所产生的投资和政治风险。里昂证券经济研究主任埃里克·费希维克认为，中国的巨大规模意味着，由于发达国家决策者错会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含义，由此引发的摩擦今后将持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