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最近，有关警惕中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呼吁和警告也与日俱增。而学者们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时，一般都不言而喻地有一个比较对象，这就是拉美国家。比如，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所长郑秉文日前在该所与巴西瓦加斯基金会联合召开的研讨会上，就举了一些拉美国家作例子，如智利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了40年，乌拉圭滞留38年，巴西1975年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阿根廷更是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例子确实有说服力，值得中国借鉴。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上述拉美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此后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即使偶而有一两年“不小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又跌落下来。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也得到统计学的证明。我们看到，从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时间里，全世界大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至今只有不到10%的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跨过这一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在中等收入行列的边缘徘徊。其中最具典型的还是拉美，所以拉美国家常常被作为一个发展不成功的榜样。

　　许多学者也常用“中等收入陷阱”来比附中国。从现象和特征来看，我们似乎也和陷入该“陷阱”的国家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不过，我现在开始对这种简单的比附有些怀疑。固然世界上有多数国家曾经较长时期或正在进入该“陷阱”，然而，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却少见人口上亿大国的身影。换言之，如果“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发展规律的话，它充其量只适合人口不多的中小国家。对于人口大国而言，要么长期陷在“贫困陷阱”走不出，一旦走出“贫困陷阱”，就能在较短时期里进入高收入国家，因为大国的人口规模和复杂状况是中小国家无法比拟的，尤其对中国如此。

　　我们有着世界最多的人口。假如中国的人力资源和智力优势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其所蕴含的创造力和能量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若成功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很难被长期困于该陷阱而不拨，这就是大国的人口规模优势。当然，问题在于如何把潜藏的人力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否则，十几亿人口的智力和创造能力发挥不出来，人口规模优势就会白白浪费。

　　不过，如果从该角度来看问题，则用“转型陷阱”的表述，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准确，更契合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因为致使人力资源优势无法发挥出来的原因，在中国和一些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如拉美是不同的。后者虽然也经过一些发展的反复，但并不存在中国这种体制转轨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双重转型。换言之，和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一方面要经历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经历集中的计划体制到分散的市场体制的变化，这两个变化远未完成，且相互交织和影响，这是中国现实的复杂之处，少有国家如中国这样。

　　所以，若讲“中等收入陷阱”是基于多数国家发展经验而得出的共性现象，那么，“转型陷阱”就更多是针对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的具体过程而言的。要跳出“转型陷阱”，关键是如何通过合适的体制变革，释放中国庞大的人口资源优势。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郑秉文提出的中国当下需要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动力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