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第二季度GDP增速破八，在7.6%左右，低于第一季度的增速，这次中国经济失速下行，成为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的缩影。这是危险的信号。

　　许多人认为，包括本人也同时呼吁，中国经济增速应该从快车道恢复到正常车道，两位数的增长是不正常的，与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步的GDP增速才健康。但允许经济增速下降有前提，即中国进行了积极的社会体制与经济结构改革，社会相对公平，经济效率提升，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满足就业需求以及日渐增长的消费需求。如果上述前提条件不具备，中国经济从快车道滑落，就会陷入混乱的泥潭。

　　中国的GDP增速下滑引发全球关注，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是全球经济最不安全的因素。中国社会与经济是否安全，当然不应该仅仅由可能遭到扭曲的数据说了算，而应该由无法造假的因素以及民众的幸福感说了算。而目前出现的转型期混乱，说明市场没有在GDP下行的过程中找到应对之方。目前经济增速下降之所以危险，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没有从根本上调整。从地方政府到大型企业，面对目前的情况一筹莫展。

　　《证券时报》报道，5月24日，宝钢湛江项目获批，湛江市长亲吻核准批文一吻成名，成为著名的“吻增长”代表。仅隔一个多月，宝钢湛江项目除了发电厂外，其他项目均已停工，5月31日参加开工仪式的中国中冶员工已不见人影。无论“吻市长”如何真诚，无论宝钢等企业如何表演，毋庸置疑的是，钢铁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钢铁企业从养猪、建房寻求突围之道，说明在产能绝对过剩时代，工程上马之日就是亏损之时。

　　媒体算了一笔账：去年多数钢铁公司亏损，宝钢股份盈利主要是因为向大股东出售特钢资产，宝钢湛江项目697亿元投资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机会成本，仅以4%的年资金使用成本计算，宝钢一年损失的机会成本就达28亿元。此外，钢铁行业的高额折旧也是一项挑战，以15年折旧计算，一年下来该项目在设备、厂房等方面的折旧也要以数十亿元计。即便宝钢家大业大，也禁不起这样的折腾。从全球来看，大型钢铁企业的兼并已经停顿。

　　中国是否会跨入中等收入陷阱，重蹈阿根廷经济发展方式？很有可能。这一结果将比日本更不如，因为日本已经借助出口与实业，完成了向现代国家的过渡，而阿根廷与东南亚诸国则未能完成过渡。

　　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行之有效的总结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克鲁格曼这一观点至今值得记取。而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计算结果，1979年-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王一鸣先生的文章指出，上世纪后2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增加了20个百分点，但200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各研究机构的具体数据不同，200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则大致相同。出口上升帮了大忙，使得中国经济依然处于高速增长期。

　　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说明在此期间，中国的资源与劳动力等没有得到有效配置，户籍、垄断等社会结构固化，顽固地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直到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垄断企业的青睐以及严格的资金、劳动力与信息管制，仍在制约着中国经济效率的提升。

　　固然，政府可以通过放松货币、刺激财政支出拉动GDP，但这是昙花一现。原因不难索解，既然大型项目已经停工，既然企业欠缺的是市场而不是资金，继续提供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就是继续提供过剩的产能。只有敏感的市场化企业，能够嵌入产能紧缺行业的缝隙，就像韩国造船业能够掌握绝大多数高档订单一样。

　　目前，一些既得利益者在原有的体制上榨取最后一滴血液，如通过文化旅游项目等方式大举圈地，如通过银行与信托将债务链条拉到极致。他们获得项目后不想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是通过资本货币市场大规模套现，到海外当寓公去也。放任这样的现象泛滥，中国经济还没有转型成功就先被掏空了。

　　保卫GDP的前提，是保卫效率。没有经济效率，一切数字都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