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造成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更应引起我们对上个世纪国际金融秩序的思考，深刻认识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学理论、对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对新型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政策选择带来的挑战，有利于我国未雨绸缪，制定长期的、积极稳妥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我们不要低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性。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问题出在虚拟经济上，而不是出在实体经济上。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结束，关键在于危机远并没有解决，美欧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有毒金融资产”仍然威胁着美欧的金融机构安全运行。
那么这种“有毒金融资产”是什么？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泛滥发展的场外债券衍生品市场。其中，一类是有资产担保型的债券，或者叫做资产证券化产品，通常被简称为ABS，房地产按揭贷款债券、商业地产按揭债券、汽车贷款抵押债券、信用卡贷款债券和美国的“两房”债券都属于此类；另一类是基于信贷违约发展起来的衍生品债券，欧美国家在金融创新的年代把各种信贷违约的可能性形成一种合约，然后通过柜台市场出售给金融机构自营，或者是发售给中小投资者，以达到转移信贷风险的目的。信贷违约掉期(CDS)和信贷违约权利互换(CDO)属于此类债券衍生品的主要形式，当然还有外汇和利率风险为标的的其他债券衍生品。这两类债券衍生品为什么能够成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元凶呢？原因在于它们在场外市场过度衍生和过度发行，成为欧美金融机构普遍自营持有的金融资产，一旦泡沫破灭，则变成欧美金融机构的账面投资巨亏。
据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高峰时期，场外信贷衍生品债券的总市值大约为605万亿美元，进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它的市值下跌到只有25万亿美元，如果605万亿美元减掉25万亿美元，账面亏损就是580万亿美元。2009年美国的GDP14.8万亿美元，欧盟的GDP总值15万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美欧要想解决金融体系内的各种信贷衍生品债券亏损问题，需要20年的GDP总值来弥补这个金融资产“黑洞”。目前这580多万亿美元的场外衍生品债券大量分布在美国和欧洲的银行手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保证美国的经济体系不垮台，美国采取的救市政策就是通过财政部持股的方式把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股权国有化，把银行都办成国有的。另一条措施是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去收购面临倒闭危险的大型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手头持有的上述有毒资产。大家知道，美联储过去是不持有金融资产的，美联储外汇储备除了约8000吨黄金和1000亿美元外，几乎没有其他储备资产。现在美联储可以管理的其他金融资产将近3万亿美元，这都是些什么资产呢？就是收购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有毒资产。
欧洲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欧盟政府，缺乏统一的财政纪律，缺乏能够立刻决断和有足够救市资源的中央银行，所以，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现在欧洲大型商业银行持有的有毒资产，时刻威胁着银行的信誉和筹资能力，其资产规模如前述又都是单一的欧洲国家GDP总值的3-4倍，大而不能倒，所以，欧美国家的债务危机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结束。
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比较不幸的100年，虽然在这100年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顶峰，但战争、环境污染、金融危机和贫困化依然十分严重。因为在这100年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当然还有局部战争就不说了。更糟糕的是这100年发生了多次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即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间还夹带着拉美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小的金融危机。这就有必要反思上个世纪100年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演变，如果说回到1918年以前，那个时候全球还是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很低，而且主要是银行信用危机，通常是某一国家的某一家银行出现问题，范围小、危害低、也好解决。
问题出在1933年危机以后，1944年美国利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实力迅速崛起，英国逐步衰退，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利用这个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大肆进行美元和金融扩张，支撑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如果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初期，美国还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时代。但到1973年美国拒绝了黄金和美元的兑换后，美元泛滥发行、离岸美元中心的形成以及美国在新兴经济体强势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普世价值观，其实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除全球的贫困化问题。人类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历史并不长，前后三十年的时间，但这三十年时间带来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无论是凯恩斯理论，还是哈耶克理论；无论是资产组合理论，还是行为经济学理论；无论是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制度学派理论；尽管这些理论都拿过诺贝尔奖，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面前，都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把这些理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的检验推到了事实的前沿。
在当前的这种背景下，人民币要不要急于国际化？人民币应不应该国际化？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逻辑是什么？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确需要新的理论指导。1978年以后我们的改革可以说是更多地采纳了市场化的思想，随着经济与市场化的程度逐步深化，“顶层设计”的改革观念更需要汲取西方自由市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国的金融崛起面临历史性的选择，如何深刻认识全球金融危机？如何深刻认识东方和西方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也是需要当今经济学去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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