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金融风暴、美国踉踉跄跄的复苏以及虚弱的国内投资增长，都是烂熟于耳的因素。由于出口和投资分别占据GDP增长的30%和40%，中国经济尤其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减弱和不良贷款累积的伤害。

　　然而，中国对这些因素的脆弱性昭示更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果解除不了这些根本束缚，中国的新消费型增长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中国高官，长久以来都认同过度投资和过低消费造成的结构性脆弱。而且近10年，中国一直感到需要进行调整经济模式的改革。

　　中国宏观经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因国内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过度依赖出口。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乏消费自产商品的购买力。如果这一观点正确的话，办法一目了然。中国可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解决经济不平衡。这样，大家就可以消费更多，也就降低了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还有另一个解释，与其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关。具体来说，依赖出口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难度很高。官员腐败、财产权缺乏保障、严苛的监管、松散的支付纪律、糟糕的后勤和分配、随处可见的山寨以及其他盗版形式，所有这些障碍都增加了交易成本，让企业家们难以在国内市场发展壮大。相反，如果中国民企向沃尔玛等西方跨国企业出售货物，就能避免所有在国内遭遇的麻烦。因为出口市场的经济制度和商业准则保护他们的利益，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世行2011年6月对183个国家做的年度调查显示，中国排在“容易做生意”的第91位，排在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之后。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西方经济制度拓展生意。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占据世界商品出口的很大份额，西方经济停滞抑制了对外需求，上述策略已很难奏效。然而重新将生意定位回中国市场，需要政府做的可不仅仅是发给消费者更多钞票。

　　为实现与出口市场一样低的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一个更好的商业环境。中国不可能很快创建这一环境，政府必须把社会从掠夺型向培育型转变，把民营业主当成财神爷而非榨取目标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