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层面上讲，虽然6月底的欧盟峰会取得了三大成果，对核心国、非核心国而言都是双赢结局。同时，也应看到，德国态度由强硬转为缓和，欧盟领导人认识到了防止危机扩散到西班牙是欧债危机的关键，这些观念上的改变，对未来化解危机更具指导意义。

　　意大利与西班牙至关重要

　　防止危机蔓延到西班牙是欧债危机的关键。即便6月17日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警报解除，投机者却又将目光转向西班牙，导致其股市低迷，银行出现挤兑，国债收益率不断攀高，危机大有扩散趋势。

　　但西班牙问题完全不同于希腊。西班牙国债占GDP比重要低于德国，债务问题并不突出。西班牙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引发的金融风险加大。

　　早前西班牙房价大幅上涨，目前其房价处于下跌、去泡沫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与美国和爱尔兰十分相似。而受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西班牙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已急剧恶化，坏账率迅速攀升。根据西班牙央行的数据，截至2012年3月，西班牙银行业坏账率升至8.37%，为过去18年以来的最高位。

　　因此，西班牙面临的是实体经济问题，即如何解决银行坏账，如何避免政府注资银行造成政府负担，而非仅仅财政紧缩能够解决。值得肯定的是，西班牙银行业获得了千亿欧元的救援，且将直接向银行注资，而非经过西班牙政府，显示欧元区国家开始联合救助金融体系以及金融一体化的开始。由此可见，欧洲很多问题并非没有解决方案，而是出于政治考虑政府需要权衡再三。

　　峰会细节如何落实是个挑战

　　本次峰会是2010年初欧债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欧盟举行的第19次首脑会晤。从以往峰会的经验来看，会议成果的落实往往比达成更为不易。因此，对于本次欧盟会议，细节如何落实更加值得关注。

　　首先，欧盟峰会同意建立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这被认为是迈向银行业联盟的重要一步，但会议并未就银行业联盟的实施进行讨论，而是把这一话题留到了10月与12月的峰会。具体来看，建立统一监管仍面临诸多技术问题，比如说由谁担任监管：假如由欧洲央行承担此责，如何精确定义欧洲央行的权力？如何确保欧元区银行业共担风险，是否建立共同存款保险和重建基金制度？如何平衡统一监管机构与各自所属国家的监管？

　　其次，如何应对欧元区经济下滑与失业率攀升。尽管提出了12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但由于目前欧元区已进入“财政紧缩—经济增长下滑—银行坏账上升—政府支出增加”的恶性循环，欧元区短期内经济衰退的格局几乎无法避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欧元区PMI终值为45.1，与5月份持平，仍处于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且收缩态势已延续了11个月。另外，失业率进一步攀升，欧元区5月失业率由4月的11%攀升至11.1%，创历史新高。年轻人失业率由4月时的20.5%攀升至22.6%。

　　再有，由于内部协调较为困难，落实细节存在阻力。例如，原本计划在7月9日达成对西班牙银行业援助的最终协议，最后期限又被推迟到了7月20日；芬兰和荷兰更反对用欧元区救助基金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受困国家的政府债券。

　　最后，如何平衡增长与财政紧缩，仍然较为关键。从短期来看，债务国的紧缩政策是否应适时调整，如希腊紧缩和救助条款是否应该重谈，峰会没有给出答案。因此，从长远来看，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路在于重塑财政与财政一体化，而这显然是个更加漫长与曲折的过程。

　　2013年德国大选是最大风险

　　欧债危机爆发至今，触及了三个根本矛盾，包括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的矛盾，核心国之间的矛盾，选民与政党之间的矛盾。近两年来，上述矛盾不断交错、升级、演化。如今危机演化至第三阶段，也是最难以控制和解决的阶段。因此，笔者判断，2013年德国大选仍是欧债危机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第一阶段，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达成了财政契约，是个重大进步。与美国、日本相比，欧元区的整体债务情况为87%左右，远好于美国的100%以及日本的233%。同时，欧元区没有贸易顺差，靠内部、无需通过海外救助就可化解危机。但欧债危机却愈演愈烈，关键之处在于欧元区是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希腊凭借数据造假进入欧元区，而其财政问题一旦爆发却需要整个欧元区去救助，核心国与非核心国矛盾爆发引发危机。

　　值得肯定的是，经历了漫长的谈判与反复之后，今年3月初，欧盟25个成员国(除英国与捷克)在欧盟春季峰会上正式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向财政一体化的路径迈进。

　　第二阶段，欧洲央行加大干预力度，平息金融市场动荡。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法两个核心国在寻求平息金融市场恐慌的方式上始终存在争议。早前德国反对欧洲央行过多干预，担心欧洲央行成为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同时由于德国通胀率低于欧洲整体水平，德国厌恶欧洲央行宽松政策可能导致通胀的情绪异常激烈。一直以来，EFSF杠杆化、推出多种基金、向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寻求帮助等方式被广泛讨论，但都没有取得很好效果。其实寻求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不必“缘木求鱼”，让欧洲央行发挥更大作用，才能稳定市场信心。

　　值得肯定的是，去年12月与今年2月，欧洲央行分别两次推出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极大缓解了银行业流动性短缺，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

　　第三阶段，选民与政党之间的博弈不断升级。欧元区真正的风险来自于政治，因为民主投票的政治体制使得化解这一矛盾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决策者手中。尽管核心国首脑已就欧债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妥协与努力，但欧元区是否能共渡难关，终究面临来自各国选民的挑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阶段。早前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竞选中负于“反对长期实施紧缩”的左翼总统候选人奥朗德、荷兰前首相吕特执政联盟未能就削减财政赤字方案达成一致而被迫请辞、希腊大选风波等，都是佐证。

　　2013年，德国即将面临大选。相比于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政府，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人士对财政紧缩政策更为犹疑。如果德国选民不支持救助，默克尔在2013年大选中失利，那么欧元区财政一体化道路必将增添更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