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这种尴尬的位置不是他们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也不是政府造成的。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基本局限于经济领域之中，但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转型，仅有经济的现代化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制度的现代化，而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法律和政治制度。此外，还必须要有人的观念的现代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一直是经济改革先走在前面，制度改革和人的观念转变都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观念和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十分紧张，而我们的企业家正处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摩擦甚至冲突，他们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相信，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愿意在一个透明、公平、合法的环境中开展竞争，不愿意去做贿赂等违法的事情。但是制度的落后，导致我们无法在短期内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

　　企业家面临的另外一种尴尬就是经济体系与社会观念的脱节。当前社会上流行着两大观念，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都是由观念落后导致的，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再加上民间的仇富心态以及对于产权的不尊重，甚至不时有“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声音出现，更使企业和企业家倍感压力。

　　今天中国企业家面临的，正是国家在发展中各系统之间不同步导致摩擦不断的局面。未来，这种摩擦和冲突还将长期存在。企业家必须学会面对，同时，我们也期望着制度改革的推进。

　　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转变经济的模式，我们已经谈了十几年，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如果成功的话也不会再谈了。转型失败的原因，我觉得最根本是政府和企业没有感受到压力，GDP年年增长，从政府到民间，弥漫着一些不好的情绪，甚至金融危机也没有获得传统模式的冲击，市场无形之手，则被迫后退，每一次单位产生的转型效果，都使企业的信心大增，特别是每年4万亿的财政刺激，还有18万亿的银行贷款，这使得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的传统增长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所未有的投入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反弹，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这毕竟是传统模式的最后告别演出。

　　在中国企业界和中国拯救世界的过程中，GDP一度下滑，我觉得这不是常规的经济体系循环。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投资驱动的传统模式的终结。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政府参与经济的活动越来越多，对经济的微观管理越来越严，政府和相关部门从管制中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国有部门的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空间，导致了创新精神的衰弱，不仅使经济增长难以维系，而且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如何渡过难关？我认为不能再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问题留给下一代，而是要直指病根，对症下药。既然原因是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投资机会，就要通过市场化的收购，进行行业重组，或者是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既然消费的正式原因是民众的收入滞后，就需要全面减税，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既然成本扩张的道路走不下去了，企业就要尽快从制造向研发创新转型，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重提市场的作用，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

　　重振民营经济有着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意义。由于垄断性国有企业，它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即使创新成功，也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回报。没有民营经济的重振，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民营经济目前占GDP的一半，雇佣了70%以上的劳动力。要稳定社会，必须稳定民营经济，否则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重振民营经济，我想我们需要的改革措施，法律上、政策上有很多，我想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并非因为英国当时的蒸汽技术最为先进，而是因为英国第一个建立了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有效的产权保护，刺激了民间的投资和金融创新，“工业革命”的实质不是技术革命，而是一场制度革命。

　　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产生；没有私人产权的保护，就不会有持续不断的革命的创新。我们很遗憾地看到，趋势与愿望是相反的，提到国有产权马上脑子里想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人资产似乎是神圣可以侵犯的。近年来就发生过多次侵权的事件，地方政府以低价强行收购民营的油田、矿山和企业，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公检法，我们可以看到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弱化。

　　经过30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拥有财产，因此产权保护就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改革开放的当下，无论采取怎样的宏观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将继续下降，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回到小平同志所确定的改革开放状态，而是一味空谈，拖延时间，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不断积累，有可能超过我们脆弱的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范围。所以我再次呼吁，及时启动改革，回到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