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再平衡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冷战后开启的经济全球化，为商品、资本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它极大地改善和促进了全球经济活动的规模和效率。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从繁荣急剧转入危机和衰退，这表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对“经济全球化红利”的透支，换句话说，失衡的结构使全球化的进程不可持续，并埋下了危机和衰退的种子。

　　这主要表现为：主要经济体内部投资、出口、消费构成比例不均衡，由此导致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盈余或逆差；在缺乏金融监管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情况下，高杠杆金融产品和投机性资本的流动造成资本市场的动荡，损害了实体经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达经济体的过度消费拉动了对能源、矿产品的需求，产生了供给缺口，抬高了价格；跨国公司按照最优生产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的纵向生产链，促使低端产业转移，而高端和新兴产业发展不力，造成发达经济体的就业问题；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赤字财政，扩大福利支出，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再平衡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体系回到冷战时期的分割、封闭状态，而是通过结构和政策调整，使全球化步入可持续的轨道。

　　如果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主要经济体的结构和政策所导致的，那么，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也需要各主要经济体在结构和政策调整中的协调和一致行动。

　　目前的问题是面对金融风暴的打击，各主要经济体复苏的状况和进程不同。

　　美国虽已缓慢复苏，但就业、消费、企业投资未有明显改善，而财政刺激和货币量化宽松的能力和效用都受到约束并会对今后产生负面影响；欧盟(欧元区)仍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在解决方案上德国与法国、德法与南欧国家、政治家与民众未能取得共识；中国通过财政刺激成功地应对了金融风暴的冲击，2010年经济增长呈V型反弹，但在此以后，一方面财政、货币政策导致货币过剩的流动性，形成通胀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外部需求放缓，长期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开始明显放缓。抑制经济急速下滑，确保软着陆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但货币过度流动性造成的通胀压力并未完全消除。

　　这种状况为全球再平衡制造了两个难题：

　　一，如何平衡复苏与结构调整，即周期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兼顾；二，如何协调美、欧、中三个主要经济体再平衡的步伐，即内部政策与外部效应的兼顾。这两对关系，从短期看是互为代价的，但从长期看则是互为依存的，因为只有一个良好的结构才能使经济的增长平稳、可持续；只有主要经济体协调行动，全球再平衡才能实现。

　　对美国来说，政府、银行、企业、家庭去“杠杆化”是结构调整的主线，这一过程可能影响到当下的消费和投资，需要控制力度。但中断这一过程，过度依赖财政刺激和货币量化宽松不仅无助于事，反而会产生负面效应，包括外部的负面效应。对欧盟(欧元区)来讲，财政纪律和削减财政支出是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主线，同理，它可能在短期内抑制消费和投资，但病根不除，真正的复苏和持续发展难以实现。

　　中国作为一个大型的、开放的经济体，它的转型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必然产生重大作用。这主要体现为：转型会使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步回归常态，质量会得到改善且可持续，这就避免了这个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熄火或出轨对全球经济的打击。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出口、投资转向内需和消费有利于中国和其贸易伙伴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中国资本[3.54-8.76%]市场的开放、人民币汇率、利率的市场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促进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中国的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一个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即从以速度、规模为导向转向以效益、质量、资源合理运用、绿色环保为导向；从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以内需和消费为主要动力；从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包括制造业的上、下游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这三个转变的决定因素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的角色应从对经济的主导和控制转变为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有形和无形)并推进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