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都遭遇过。关键是，遭遇困境之后怎么办？

　　一个上升的经济体，打散垄断，则经济兴；支持垄断，则经济衰。美国在1929年之后成功了，日本在二战后成功了，而阿根廷失败了，北非一度失败了。后果如何，一目了然。

　　我们把日本经济看成一帆风顺的坦途，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汇率之争，直到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在1980年以前，日本经历了两次关键的变革期。

　　二战后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主导下，日本以土地革命破除土地财阀。政府将194万公顷地主的土地强制收购，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有的地方仅相当于一双靴子或一袋烟钱)，卖给420万户农民。鉴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扩大、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劳，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曾称之为较为成功的土地改革。

　　无论是日本的土地改革，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二战后的土地改革，其成功之处是共通的，打破原有的土地财阀垄断机制，在未来的工业发展资产价格溢价过程中，让绝大多数平民获得享受资产溢价的机会。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锅底萧条”阶段，其原因是经济存在农业与工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上世纪50年代，日本全国掀起经济体制转变的大讨论，以后这场讨论成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理论基础。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成功的。从1960年到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多。到1973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两倍。日本国内诞生了一个强大且稳定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奠定超级经济强国的基础。

　　不打破垄断，普遍强盛的基础就不存在。在1895到1904年，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公共企业在托拉斯和合并中消失了。在大多数行业，托拉斯和联合企业可以任意提高价格，并且认为自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功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复存在，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美国被托拉斯吞噬。

　　一场改革席卷美国全国，1890年，国会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国会通过了第二部反托拉斯法，即《克莱顿法》。工会的力量在发展，媒体无所不在进行监督，而时任美国总统特迪·罗斯福重新严格推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起诉了44家主要的托拉斯公司。从1911年标准石油托拉斯开始，美国许多最大的托拉斯相继被分拆，主要行业恢复了竞争。从此以后，政府就一直密切关注那些变得太大、太强，从而构成对某个行业有垄断威胁的公司。这种苗头一旦出现，政府就会发起反托拉斯诉讼，如果诉讼获胜，法院就将强制公司分拆成互相独立的较小的公司，从而恢复良性的同业竞争。恢复竞争，才能恢复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只有针对垄断者的战争获得胜利，自由公平的市场才能获得胜利。一个社会有一小部分人过着超前的过于优雅的生活，必然是这个社会的不幸。在阿根廷有一小部分农场主，过着与底层人士隔绝的庄园生活，他们视自己为欧洲人，教育、消费均立足于欧洲，不可能真正作出努力，以极大的代价推进阿根廷经济结构的转型。

　　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经历过财阀与垄断，欧洲在寻找到新的殖民地之前，经济焦头烂额，恩格斯时代的伦敦如同劳动者的地狱；而东亚的日韩等国财阀盛行，至今仍在作祟——解散财阀，非一蹴而就，韩国从强权政治到自由市场，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在中国，以居民分配、税收改革作为主要的手段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没有什么特殊经济道路，每一个经济体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